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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命 碎 片

——知青记忆拾零

       作者   康乾

                                                   我奶奶是个草根哲人，起码我这么认为，历史证明她真是。

    奶奶一生留下许多“至理名言”，让我刻骨铭心的有两个：一是，人体是台磨米机，一辈子能吃多少，命里有定数，多吃早死。这后来被科学所证实，七分饱，人长寿；第二个是，人一辈子就是本洋皇历，一页一页地撕，扯一页扔一页，扯到最后，啥也剩不下。这第二个起初我不敢苟同，因为那时我心里还有“留取丹心照汗青”和“死得其所”之类的东西。直到岁月的年轮一路碾来，逼出了我两鬓白霜，方觉老人家的话还真是有道理。

一本崭新的日历，就如同一段鲜活的人生，一页一页信手撕下，又随手抛弃，不觉中，时光的利刃，一刀刀把生命割成碎片。最初并不珍惜，因为有很厚的一本供你撕扯，直到那日历越来越薄，甚至所剩无几时，你方开始追惜那逝去的岁月。可此时，那些生命已变成一堆碎片，大多都不知了去向，只剩几片你刻骨铭心的记忆。有些记忆令你终生难忘，别人却不觉；有些记忆，别人刻骨，你却没印象。这就是个体生命的轨迹不同。但也有让一代人或几代人，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都刻骨难忘的记忆，那不是民族大殇，就是国之大幸。

在我的生命碎片中，有一大堆关键字——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三年自然灾害、万吨水压机、学雷锋、文化大革命、知青上山下乡、成分、地富反坏右……

一九七0年八月，我从沈阳三十六中学被“毕业”。之所以说被毕业，是因为中学只读了不到一年，还包括学工学农八个月。同时也被“知青”了，因为满打满算读了六年书，跟知识青年根本不粘边。好在那时“知青”只是个大概念，是一群毕业后就失业的人群的总称。于是我就来到了一个叫盘锦地区羊圈子苇场的地方。那年我十七岁。

南北大炕和小喇叭

那时的东北农村有两大特色，南北大炕和一家一个的小喇叭。

一般情况下，南炕住人，北炕堆土豆、地瓜、干玉米和老倭瓜之类的过冬粮食。知青的到来，使社员家的北炕就成了“青年”的临时卧榻（刚下乡那阵没来得及建青年点，都住在老乡家，“青年”是老乡对知青的统称）。

我最初下乡的点是大羊大队。我们四个男生被分在菜把式老姜头家住。姜大爷耳有点聋，背后都叫他姜聋子。老姜头种一手好菜，是生产队菜园子的组长，经常带一群妇女和半拉子（老弱男劳力）在菜园子里忙活。姜大爷的大儿子当兵去了，家里还有一个女儿和小儿子和老伴。姜大娘心眼极好，把大儿子留娶媳妇的西屋腾给我们住，于是我们四个就免去了住北炕之苦。

说北炕之苦不确切，用今天的话说该叫囧更准确。第一，北炕从来不住人，烟道都因多年潮湿而不好烧，不是不热，就是呛得鼻涕眼泪一起淌，熏得被褥总有一股生烟子味；第二，北炕人和土豆、地瓜、包米棒子、老倭瓜挨着睡，让人有住在仓房之感；第三最尴尬，房东一家住南炕，青年住北炕，相互基本无遮无拦。我们有六个女同学住一王姓社员家，该家夫妻带六个孩子，四女二男，大女十六岁，小的两个是儿子，一个四岁，一个七岁。那时农村极穷困，全家两床破被，扯来拽去，人又没内衣可穿，基本全裸，月光下一大炕白花花的胴体。女同学都不敢上厕所。睡到半夜，那两个小小子站在炕沿上闭着眼就哧尿，北炕沿下的鞋窠就成了便盆。后来，那六个女同学睡觉前就把鞋用毛巾包了，搂进被窝里，戏称搂孩（鞋）子睡。

小喇叭更是个特色，后来听说，不只东北，那时全国农村都有小喇叭。小喇叭是一级政府货真价实的喉舌，他被要求二十四小时不许关闭，尤其黑“五类”家的小喇叭更不敢关，因为书记、队长、民兵连长，所有带长的都有可能随时向他们下指令——“……那啥，撂了碗别磨蹭了，你们几个‘带色’的，赶快拿铁锹到村头把道垫吧垫吧，明早上边的要来检查工作。把道填平、垫好了，给哪个领导崴了脚、扭了胯可不是玩的，现场批斗会又得让你厥大腚……还有那啥，现在各家各户都住青年了，要把北炕给烧热乎点，别舍不得柴禾，生产队不是一家给分五捆了吗，谁不把炕烧热乎，看我不踹他家门！……那啥，王大埋汰今个头晌又带那几个半拉子在坨子地偷着烧豆子吃了吧？蒙不了我，还把灰埋上了，咋就那么馋！冲灶坑打自个几个嘴巴子！……那啥，西下洼子的豆子得赶快收，这天说变就便，一场秋雨灌上，再一捂可就毁了，都变豆芽了。没太成就没太成吧，倒腾场院去晒着去，比沤烂了强。明个全队人去突击一天……那啥，对了，还是青年的事，妇女队长跟我反映，说咱们社员都不太文明，光腚睡觉，青年有意见，主要是女青年。这他妈从小就光惯了，冷丁兜上尕布还真有点不得劲，不得劲也得兜！这不青年来了吗，人家是毛主席派来的，住你家北炕是荣幸，叫人睁不开眼可不中。打今个起，都不许光腚睡觉，小孩仔子也得穿裤衩子，没有的扯块便宜布缝巴一个。太小的仔子就甭穿了，十岁以下的，十二岁吧，一个裤衩也得他妈块八角钱呢！就这么定了。……那啥，还有两口子办那事儿更要注意点，晚上别弄出太大动静，人家青年丫头、小子们可都是未婚的，是来接受再教育的，咱教不好，也别给教坏了！那叫啥来的，对，误人子弟，可不兴误人子弟啊！都憋着点，过一阵建青年点就好了，……那啥，没事了，洗吧洗吧睡吧，明个还要下西下洼割豆子呢……”

半个碉堡和闹鬼的菜园子

生产队的菜园子在铁路边的一大块坡地上，铁路是沈山线。坡地北头离铁路不远的地儿有座炸飞了一半的水泥碉堡，日本人留下的。菜园子南边是条小路，通村子里。小路从一条小溪中穿过，春夏人走水上的石头，车走水下的辙；上冬，就结冰了，车和人都咯吱咯吱在冰上走。

白天菜园子边人来人往，很热闹，晚上却没人敢走，路过这里的人都急匆匆而过，说那半个碉堡里闹鬼，一到夜里就能听到有人连哭带叫带呻吟。有胆大的“青年”不信邪，夜里专门去听鬼叫，回来后吓得尿了裤子，说真听到鬼哭了。从此更没人夜里敢去了。

大队书记看这“不正之风”越来越严重了，就在会上说；“那是被八路打死的小日本鬼子在哭，怕他个屌球！”一听说打日本鬼子，我们都来了好奇心，就回来问姜大娘。姜家是大羊的老户，在这住十几辈子了，房子也离菜园子不远，肯定知道这事。姜大娘起初不愿讲，后来就哭了，哭着讲了下面的故事——

解放战争时，国共在这打拉锯战，你来我往地打个不停。那次是国民党守那碉堡，解放军一个刚主建的连在坡下面攻。炊事班就设在姜家大院里。姜大娘记得那天仗打得太邪乎，炊事班的三个人，有两个也被调上去了，只留小葛一个十六岁的新兵在家做饭。那年姜大娘刚过门，一个新媳妇就陪一个新兵蛋子做饭。蒸大馒头，猪肉炖粉条。院子里风箱拉得紧，柴火乎乎烧；外面枪炮响的急，跟爆豆似地。饭得了，小葛挑着担子就往阵地上送。小葛刚走没一会，姜大娘就听到轰的一声巨响，接着就没动静了。许久，姜大娘听到小葛不是人动静地干嚎，忙跑出去看。妈呀，在那片坡地上，横横竖竖全是死人，放倒的高粱秸子捆似的。铁路边的雕堡被炸飞了一半，全无生息地冒着黑烟……

后来就陆续有黑山的、沟帮子的、铁道北枣园子的老少妇孺来这碉堡旁烧纸。听说这些兵都是打锦州时新招的，有的还没来得及发军装，还有的都闹不清家人当的是解放军还是国军，是碉堡里边的人还是碉堡外边的人。

姜大娘说，从那天晚上起，半个碉堡就开始闹鬼，总有人哭。

三十年后，我们回去看过，半个碉堡还在铁路边戳着，晚上还有哭声。接待我们的现任村书记说；“扯淡，闹啥鬼，那是夜里风从破碉堡穿过的声，上面有专家来验过的。”

可村里人认死理，更相信是闹鬼，说一下死了那么多年轻小伙子，不闹鬼才出鬼了！

一段铁轨和一堆大“猫”

    后来我们排被分到王屯去建青年点，房子没盖完前还是先住老乡家。

生产队的院子其实就是牲口棚外加几间仓房。院子当中立着根死树杆子，上面挂着条一米多长的铁轨，当钟敲。每当上工时，队长就用半块铁犁头噹噹地敲。

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那铁轨上有大小不等的一排圆窝，像半个球球状。我们好奇，问队长这是干啥的。队长神秘地卖着关子：“谁能猜到，我给记二十分。”二十分可是两个工啊，顿时大家都来了神。“社员可不算，就让青年猜。”队长又补充道。于是我们青年便七嘴八舌地猜开了，老农们就抿着嘴笑，我们越猜，他们越笑，后来竟轰堂大笑起来。队长说：“累死你们也猜不出来，我告诉你们吧！”于是我们就知道了铁轨上圆窝的来历。

建国初期五几年，全国开展大生产运动，上面提出的口号是：二十年超英赶美，全民大炼钢铁。地方上又加两句：生产实现机械化，运输实现轴承化。那时农村刚刚由初级社进入高级社，正纷纷组建人民公社，生产队的大车百分之九十都是木轱辘的，于是就有了凿辊珠，给木轱辘大车加轴承的创举。在铁轨上钻出一个个小圆窝，把铁筋剪一段段在圆窝里凿，然后把那些类似圆形的铁球球塞进木轴里。这就是轴承。外地的先进经验。

听到这，有青年急着问，这哪是轴承，能行吗？

有社员反讥，你说呢？

又有青年说，太不可思意了，这不是唐吉哥德吗！

社员七嘴八舌道，后来反正大车都趴窝了。

队长打叉道：“干活了！今个铲东坡的高粱，还是一人一根垄，谁铲完谁先吃晌饭。”

开始干活了，我竟又知道了个比凿辊珠更怪的事。

东坡的高粱地垄长，一根有二里多地，低下头一抬头就是半天，还得是好把式。所以挑垄的时侯都想贪上“猫”。一条垄半道同另一条垄并了，被并的就是“猫”。遇上“猫”的人就走狗屎运了，扛着锄头走。常年铲地，社员大多都能猜出哪根垄是猫，但队长在哪落锄，后边的就要排着拿垄；排在前面的都是好劳力，谁也不甘落后，最后面才是我们青年，所以谁也就没法挑垄了，只能凭运气。

那天可能是运气好，我们六个青年一块贪上了一个大“猫”，不是并垄，是一堆接一堆的荒地，离离拉拉有一里来地，只长荒草不长苗。我们告诉队长这拉种了。队长头也不抬地说：“不种省点种子。你们贪着了，回去吃晌饭吧。”

我们弄不懂队长的意思，后来才听说了这堆大“猫”的来历。

大炼钢铁那会，到处都建炼钢炉，后来没空地建了，就到田里建。刚开始用土坯砌炉，后来就干脆在地上挖个大坑，下面码上从山上砍来的树，上面堆上各家各户“自愿捐赠”的铁锅、铁桶、犁头之类的东西，点着火就炼个七七四十九天，直到那些金属烧成一堆又一堆的铁巴巴。这些铁巴巴显然派不上用场，想弄走又移不动，上面种庄稼又不长，久之成精，就变成了一只只大“猫”。

          瞎田哥和他的家族

田哥家住王屯的最西面。由于屯子地势底，家家都把房基用土垫得老高，田哥家更高，像把房建在个小岛上。田哥姓田，他爹姓张，老妈姓于，两个妹妹，都快二十岁了，一个叫张艳，一个叫李琴，还有个十几岁的小老弟老疙瘩，本不姓张也姓张。够乱的吧。其时也不太乱，田哥亲爹早丧，于氏娘带他再嫁给二任老公李，李在生了李琴后又亡，于氏又带一儿一女嫁王屯的老张。老张老伴早亡，留女张艳，后又收养义子老疙瘩。老张是个车把式，五十多岁，矮个，圆乎脸，赤红面，调三颗门牙，一笑嘴里一堆黑肉，抽烟熏的。老张车赶得好，性格更好，没娶后老伴时，姑娘张艳当家，娶了于氏，田哥当家。全家绝对服从，没见过他们吵过架。田哥天生盲，不知道白天和黑夜的区别；田哥绝顶聪明，有眼儿的就能吹响，有弦的就能弹出调。田哥嘴又极能讲，劝架、说和事，人到事成。别说在他的家族，整个王屯田哥都能当半个家。谁家有个婚丧嫁娶、两口子吵架、邻里不和、对老人不孝，都少不了他出面。所以家家有好事、孬事都少不了他。谁家有事，书记、队长没到之前他准先到。

每到上冬，田哥就带上妹妹张艳上北大荒了。一去两个来月，过大年前回来。继父老张赶了大车去火车站接（只有田哥能在队长那享受到这待遇），哪回都能拉上满满一车：山货、白面、豆油、野味……还有四、五个盲人——田哥的团队。据说田哥带他们去黑龙江农村唱“野台子”去了。那时全国就八个样板戏，群众文化生活极为枯燥，东北农村又有猫冬的习惯，田哥就带着他的盲人剧团走乡串户地演出。据说是以弹弦说传统大书为主，也掺些黄嗑荤段子。所以说是据说，是因为那时这种演出是绝对犯忌的，在家时他从来不演，要演也演“打虎上山”之类的红段子。

因为田哥的团队要在他家呆到来年开春，这段时间是田哥家最热闹的时侯，社员和知青每天晚上都来扯半宿。有的听他们唱几段，有的和田哥他们打牌。别看他们是盲人，打起牌来比有眼人不差啥。扑克牌上用针扎了盲文，出起牌来又准又快。田哥总能赢几颗香烟或是一斤半斤生产队自己酿的烧酒。当然，很多时侯，也是大家故意输他的，因为都在等着半夜后的压轴戏——传统评书或是荤段子。这压轴戏上不上，啥时上，全凭田哥的心情。只要抽上喝上，田哥就心情好。

田哥热心肠，谁有事他都帮；田哥爱小，却从不开口要。他要得到的东西，转着弯让你主动送给他。那年代时兴穿军服。我有一条蓝色的空军裤，田哥看好了（谁知道他没眼睛咋知道我穿的是军裤），就对我说：“弟呀，再回沈阳给哥也讨弄一条，我到黑龙江去穿上多提气！我不白要，拿豆油换。”

那时讨弄条军裤谈何容易，我就说：“哥，不好弄，要喜欢你先穿几天？”

田哥忙说：“那中，我先借着穿几天。”这一下就成了刘备借荆州。更可气的是，没几天我发现我的军裤却穿在了田哥妹妹张艳的身上。我怀疑压根就是张艳想要，屯里人都知道他们俩好，上黑龙江田哥总带着她去。

后来苇场建了大青年点，我们都搬出了王屯，也就和田哥失去了联系。回城前的两个月，在火车站前的一个小饭店里，我和当时的女朋友现在的老婆排队买饭，于是又看到了田哥。确切说是被田哥用耳朵逮住了（三年多没见面，田哥还是一耳朵就认出了我）。伴着田哥的还是张艳；她还是穿着我的那条蓝军裤，只是洗得都发白了。见了我，田哥分外热情，拉着我的手，把喷着大葱味的嘴冲着我的眼睛拉开了话匣子：“弟呀，从打搬大青年点，你咋再没来看哥？跟你说，你们一搬走，屯里一点意思都没有了，就剩一帮老农，素质太低，跟他们没啥可唠的！我以为你们能回来看我，天天小鱼酱汤子炸半盆等着。那啥……艳啊，你自个买点啥垫吧垫吧，弟非要请我吃饭呢！”

于是我又“非要”请田哥吃了一顿饭，当然也包括张艳。那是我最后一次见田哥。三十年后，我再去王屯，特意打听田哥，村里人说，早搬走了，改革开放后就全家搬黑龙江去了。听说现在发了呢！

风雪元旦夜和红烧野兔肉

当知青五年，最刻骨铭心的记忆就两个字——饥饿。那时国家每年给知青调拨成品粮，每人三百公斤，要比农村人口的口粮指标高将近一半，可还是吃不饱。这其中有多种因素，一是知青都是青年人，正是能吃的年龄，不像农民，一家老少可以均背；二是副食缺油少肉，肚子没底，干吃不饱；三是伙食管理不善，没能合理调配。记得当时有个遣送回乡的“四类”分子偷着说：“六百斤粮挨饿？四百斤就能吃饱，剩的二百斤喂猪。”就为这，这个“四类”被定为“反对知青上山下乡罪”，连批了好几天，差点被知青打死。当时我也觉得这个“四类”甚是可恨，我们知青挨饿受冻已经够可怜了，他还吹阴风。直到三十年后，我突然醒悟，那个“四类”确是冤枉的，二百斤粮食再加上野菜，能喂一口大肥猪，一个人一年吃口大肥猪，再加上四百斤成品粮，能挨饿吗？现在我们全家上上下下六口人，一个月三十斤粮食都吃不了，主要是各种副食起了作用。从人单纯吃粮食，到把一部份粮食喂猪，人吃猪肉，这看似简单的道理，中国竟探讨了二十来年。

回城后，有二十来年我都经常做一个同样的饿梦，不是恶梦，是饿梦。我总梦见自己又回到知青年代，饿得前腔塌后腔，就要死了，然后大汗淋沥地惊醒。大多知青都有打饭经验，要是吃大锅饭，就先盛半饭盒，大嘴连嘛地吞下去，再狠狠压满一饭盒，找地背地慢慢吃去；如果先盛一饭盒，再要加饭时锅里就没了。

所以知青都爱出民工，出民工虽然累，但能吃饱饭，有时偶尔还能吃上顿肉。东北农村到冬天大多都猫冬，可我下乡的盘锦大苇塘一年四季没闲着的时侯——种完大田种水田，种完水田铲大田；铲完大田，水田拔草，拔完草大田追肥……冬天还要下苇塘修河。修河是全苇场或全地区的会战，不但比进度，也比伙食。带队的头在家说了算的，后方的伙食就供得好些，说了不算的，伙食就孬。那年是个怂队长带队，别的队都先后杀猪送肉来，可我们的菜连个油星都没有。大伙急了骂娘，尤其知青骂得更利害，带队的挂不住脸了，亲自回生产队去跑伙食，最终把个二十多年的老驴给杀了。那驴肉炖了大半天都嚼不烂，只能像嚼甜秸一样，嚼嚼味就吐出来。

七三年是暖冬，元旦那天，雪下得忒大，还边下边化，知青点的柴禾垛湿湿的，做不了饭，每人发半斤过年的白面回去自己想辙。哪有辙呀，我们同室的四个知青商量来商量去，豁出去了，到火车站下馆子去。火车站是场部所在地，离王屯十二里地。不但下着大雪，而且都下午四点多了，天已快黑，顶风冒雪踏泥泞去吃一顿饭，在今天是件不可思意的事，可那时，我们心里却像揣着一团火，确切说，是瘪肚子里着着一团火。有个相声说，屁股后面跟个大老虎，谁都能爬上珠穆拉玛峰。

我们走到火车站时已是晚上七点多了，天已大黑。更主要的是，车站那个唯一的小饭店早已打佯。饥饿和疲惫令我们脾气更坏了，我们拼命地打门，像土匪进庄一样。那时知青在农村留下的总体印象都不太好，小饭馆打更的老头战惊惊地来开门，说饭馆早关板了，没啥吃的。我们跟他说，管是啥，给弄点吃的就行，都要饿死了。能看出那老头很害怕，连忙进厨房忙活去了。不一会就飘来股股香气。四盘烧肉，四盘筋饼摆在了我们面前。老头说是野兔肉，给领导留的，知青小将需要，就是革命需要。我们真幸运，那老头就是厨师，因雪下得大，就睡在了店里。我们一人又要了半斤老烧酒，大吃海喝起来。

那顿饭我们每人花了一元五角钱，往王屯回时已是半夜。在过铁路“五七干校”修的小铁路时，我们都滑倒了，大家就索性仰面躺在路基坡道的雪地上，任雪花在脸上飘落、融化。那感觉真好，雪花软软的，凉凉的，落在酒足饭饱后的面颊上，咳……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几十年来，我再没第二次享受过那种美味。

              草根诗人和革命豪情

草根是时髦的现代词，可真正的草根却发生在那个动乱年代，草根教授（工宣队）、草根医生（赤脚医生）、草根文艺名星（文艺宣传队）、草根书法家（大批判小组）……为数最多的该是草根诗人。

那时有个叫小靳庄的小地方，就因为全民唱红歌、做红诗而出了大名，于是文革总司令部（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就号召全国向他们学习。这下可好，一夜之间，全国冒出了千千万万个李白、杜甫、白居易。田头唱红歌，炕头赛诗会；车间到处都贴的是草根诗人的大作，食堂开饭前都要集体跳“忠字舞”。就连街道、里弄都要大跳“忠字舞”。就像现在广场上全民健身一样，不同的是，现在健身是自愿的，那时跳舞是“政治任务”；现在健身是酒足饭饱后，那时跳舞大多在饭前，以跳舞的方式感谢“伟大领袖”赐给我们食物、水和阳光。在企业和单位，上班前，下班后还要跳“忠字舞”，同时集体朗读“他老人家”的“红宝书”，每个人都要做“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这一行动的统称叫“早请示，晚汇报”。

记得那年我奶奶八十三岁，一生没有名子的老太太，也由杨马氏变成了马文学；头发由后脑一个鬏，变成了“五四式”的三齐头。由于我九十三岁的爷爷腿脚已不灵利，被特免“早请示，晚汇报”，奶奶却早晚都要到里院子里跳“忠字舞”。奶奶和爷爷住的小院在沈阳南市场的八卦街，是个解放前的三等妓院，听说是叫翠啥班，后来改成了居民区。院子本来不大，家家又在门前盖了柴煤棚，院心还是个自来水井，跳舞就没地儿了。其实每家人就在自家门前跳。每天我爷爷、奶奶早早把饭摆上桌，不敢吃，等居民组长在院子里喊跳舞。居民组长一喊，我奶奶就走出自家柴煤棚的门，开始跳“忠字舞”。那时没有录音机，组长起个头，大伙一起唱着跳。我奶奶是个胖胖的老太太，小脚比粽子大不了多少，跳舞根本抬不起腿，就用手来回划拉，严肃得一丝不苟的胖脸，娃娃一样的三齐头，甚是滑稽，总能惹来众人的窃笑。我爷爷耳聋，不时在屋里大声喊着问：“完了吗？跳完了吗？”他手里攥着筷子，不跳完不敢吃饭。

在青年点我们就闹得更甚，田头赛诗、田间赛诗；赛诗会、红歌会，天天搞得如火如荼。我就是那时在青年点出的风头。由于从小喜欢文学，写起诗来总是得心应手。其实说来那根本不是诗，连打油诗都算不上，顶多是极左口号加韵脚，有的连韵脚都没有。比如“革命小将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谁怕谁！”、“扎根农村八十年，敢让大地变新颜”、“地、富、反、坏、右，必须天天斗；一天你不斗，一天他难受。”……

每天下工吃完晚饭，我们建新青年大队四个小队共六七百人，齐聚某个小队的食堂，席地而坐就赛诗。做不出诗的还要被点名批评。当时我经常要为别人捉刀弄诗。记得有一个同学总也做不出诗，有一次被点了名，急了，忽然想到自己洗了一天地膜布，累得要死，晚上还挨批，就顺嘴来了一句：“泥绒布三百条，革命小将逞英豪。”就这句，被“工宣队”带队干部好一顿表扬。从此这个同学诗性大发，文思泉涌，成了做诗最活跃分子，还火线入了团。

因为我写的“诗”还带有点文学性，就成了建新大队的“文人”。后来还写了青年点点歌。回城后挺多年，在街上碰到个同学，他还记得这首歌，激动地唱给我听。可我当时早就都忘了，也有点激动，激动的是还有人记得我的“作品”。

那的确是个荒唐的年代，但我们的激情却不是荒唐的。我们把“伟大领袖”的号召实实在在当成了一种神圣的事业。要说“知青上山下乡”的最大收获，那就是收获了一种精神，一种大无畏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回城后这几十年，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对知青来说都是小菜一碟，因为比起那时的苦都差多了。记得我当时是一队的团支部副书记，为建队里图书馆，花好几个晚上，用朔料鞋底刻了个藏书章，手都磨出了血泡。回城后我把藏书章传给了小青年，后来不知哪去了。这辈子我最后悔的事就是没把那个藏书章带回来。

红纱巾和带眼的衣裳

知青上山下乡最现实的社会意义是快速沟通了城乡之间的人文交融。

对我们出生在城里的孩子，大多都有一段乡村梦，那里是我们寒、署假的天堂，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给我们营造的美丽的童话世界。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农村就是生动的小溪、雨后的蛙鸣、冒黑烟的油灯、满院子的鸡、鸭、猪、狗和慈祥的奶奶或姥姥；成年后，当我们以一个永远的农民的身份容入这个童话里，一切都被颠覆了，替而代之的是贫穷和饥饿、耿直和狭隘、落后和无知，还有人为的无休止的角斗。

农村以前有句俚语,城里的孩子，农村的狗；意思是说，农村的孩子没见过世面，脑子不灵光，容易被骗。“他老人家”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曾睿智地指出，中国最重要的是教育农民。可历史就偏偏开了个大玩笑，三十多年后，“他老人家”又心血来潮，让城里孩子去接受农村孩子的“再教育”。于是历史就这样轻易被颠覆了。

许多历来瞧不起农村人的城里人，也开始巴结农村人，因为他们的孩子正在被人家教育着，尊师重教是中国人的美好传统。以往，城里人谁家总来农村的亲戚会被瞧不起，会被说成是破大家；可自从有了知青这档子事，谁家再来农村人，街坊邻居都另眼相看：瞧，人家孩子在农村干得多好，队长全家人都来了！于是家长都请了假，热心招待这农村来的上帝。那上帝也心安理得地把自己当起圣贤来，边大口嚼着美食，边品头论足地评论着人家的孩子。

那是城里人和农村人历史上空前的大交融时代，也是城乡文化的大交流时代。记得刚下乡时，知青大多都有一件毛衣，每到春秋，穿在身上很是好看；尤其女知青，五颜六色的，让农村妇女很眼热。可农民自有农民的智慧：那带眼的衣裳能暖和吗？风吹不透？他们把毛衣说成是溜须的货，中看不中用。可久之，又都经不起美的诱惑，有大胆的农村人借来穿，哎，还真暖和呀！于是出现了织毛衣热。田间、炕头，总能看到有女知青教当地妇女织毛衣；求知青放假时，到城里给带买毛线。没多久，女社员大多都有了自己的毛衣，尽管毛线的质量不一定很好，有的还是用线手套拆了线，染了色织成的，但着实给农村女人增加了不少色彩。在这之前，农村女人冬天厚棉袄，春、夏小夹袄，实用却少美感。毛衣文化不但给了农村女人美，还参与了年轻人的爱情。后来农村女人也学知青谈恋爱的方式，男人给女人买毛线，女人给男人织毛衣。后来我有幸参与了现代民俗的研究，发现，东北农村穿毛衣的习惯确实是知青传下去的。

还有一样东西是知青传到农村的，那就是纱巾。怕晒黑，又怕风沙迷眼，女知青都有一条纱巾，顶着太阳时蒙在头上，太阳不强时围在脖子上，好看又实用。当时我们点的女知青每人一条红纱巾，女社员看了很心动。可那时纱巾在城里也是奢侈品，不但不好买，也很贵。再说，一条好纱巾，被太阳暴晒没几天就掉色了，很可惜。女社员就发明了她们的方法，用白蚊帐布替代纱巾，既廉价，又凉快，还防晒。这方法没多久就在农村妇女中普及了，实践证明，农村妇女的发明是正确的，这方法一直延续至今。几十年后，我再到农村，看到不少农村妇女还在戴着纹帐布干活，尽管这时纱巾已很普及，很廉价，但她们还是戴蚊帐布，可能她们认为这才是传统，是正宗，但她们怕早忘了这传统的由来。

当然，知青从农村学的东西更多，从手不能提篮、肩不能担担的孩子，到扔了耙子能抓起苕帚的准农民；从不分草苗的学生，到旱盼雨，涝盼晴的忧民之士，变化太大了。有人说，现在共和国的脊梁是无数知青在扛着。这话虽不准确，却也有些道理。直到今天，步入花甲之年的我仍特别喜欢农村的感觉，能闻出小灰沤出的粪香，喜嗅暮色降临时村庄炊烟的柴草味。就为这，我买了个带院落的宅子，每天起早贪黑地莳弄我的花园。我种的冬瓜有五、六十斤重，满棚的丝瓜吃不完。总有人路过门前赞叹，继而问一句：“当过知青吧？”我就骄傲地说：“‘他老人家’给的本事！”看来“他老人家”当年还真是一片苦心呢。

老祖坟和小场院

知青最想家的时侯就是逢年过节。

每到过节，点里改善伙食，还会有酒。喝了酒的知青，内心的压抑就会崩发，发泄的常有方式就是打、闹、唱、哭。在王屯时，我们的小青年点一共有三十几人，每到节后，可就热闹了，先是拼酒，然后大声吵闹，摔东西，最后，门前的柴垛就成了小舞台。口琴是青年点的普及乐器，差不多都会吹。还有六弦琴。大家零零散散地或躺或坐在柴垛上，悲悲切地唱着“黄歌”。所谓黄歌，就是带有爱情和舒情的经典歌曲。那个年代，除了八个样板戏，所有文艺形式都被视作资产阶级的，反动的。“黄歌”中，知青传唱最多的是《茉莉花》、《山楂树》、《渔光曲》、《敖包相会》等，还有俄罗斯民歌《红梅花儿开》、《一条小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三套车》等。

由于是发自内心的情感喷发，歌声便格外凄婉动人。往往是一个人先唱出了头两句，众人就陆续跟唱，歌声绵绵不断，直到把大家会唱的歌曲基本唱一遍，然后再从头唱起。就此反反复复，直到有人哭泣，歌声就开始变调了。总是个别心理脆弱的女知青先抽泣，然后众随。最后，哭声替代歌声，夹杂着脾气暴燥的男生的叫骂声。路过的老乡就会叹息地摇着头：“唉，这帮孩子，怪可怜的！”

记得那年中秋节，吃完晚饭，我被队长安排看场院。端午节和中秋节是农村最重视的节日，因为知青没有家，看场院的活就成了我们理所应当的任务。

王屯一年要轧两个场院，大的要等地里的庄稼全放倒了，选个高地现轧，小的每年就在村头的王家祖坟旁提前轧好，早熟的粮食就先上场。王屯基本以王姓和张姓为主，王姓是第一大户，他们的祖坟也最大，像个小山，上面长的老榆树都有一搂粗。小场院就在祖坟下面。可能他们认为，把一年辛苦打下来的粮食让老祖宗看着是最保险的，也可能是在向老祖宗汇报一年的劳动成果，以表孝心。

那年中秋夜是个大晴天，一轮圆月早早就贴上了夜空。我躺在新粮上，望着明月，心情酸楚，想着远在沈阳的父母和爷爷和奶奶。那时我两个弟弟也都去不同的地方当了知青，家里只剩两个还小的妹妹和八九十岁的爷爷奶奶。爸爸因患肺结核住进了工厂的疗养院。那是怎样的一个家呀！想到这，我不由心中流泪。正这时，我看到一个人影，偷偷地闪进了小场院。

那时农村都吃不饱饭，偷粮食的事常发生，我警觉地抓起一把木锨迎了上去，竟是村里的社员铁子。铁子姓张，当时和我们差不多的年龄，但很有劲，一身疙瘩肉，是个老实的后生。由于他家出身中农，虽然也是被团结的对象，但总不属于根红苗正，在公开场合就很少说话。尤其铁子的爹，因年轻时在沟帮子的买卖里给人当过二掌柜，就更不敢多言多语了。由于我的家庭出身也不好，跟铁子就有一点同病相怜之感。

铁子见了我，忙压低声音：“我替你看一会，我爸叫你去一下。”“你爸叫我？啥事啊？”我很诧异，铁子的爸都六十多岁了，极少言语，跟知青更不咋说话，叫我去干啥呀。“去就知道了。铁子从我手中抢过木锨，催我快去。

迈进铁子家门的一瞬，我尤如进入了曾多次梦幻过的境域——干净的屋子，温馨的气息，在不算太亮的灯光下，一溜大躺柜，铜契子擦得瓦亮，上面摆的四个帽筒子瓷瓶更是一尘不染。柜子上方的墙上挂着一排玻璃镜框，里面镶着家里人的大大小的照片。炕虽然也很大，但由于铺了干干净净的炕被，就不像多数农村大炕那样，一条苇席贯东西，空空旷旷。在炕中间的炕被上又压了块小褥子，上面放着个古色古香的雕木小炕桌，一看就是老老年传下来的那种。这是个殷实的小康之家的摆设。这个境域我曾不只一次地听爷爷描绘过，他说当年我们家就这样，甚至比这还要好。可下乡当知青后，却从没见过这等滋润的农家。

见我站在门前发愣，铁子的姐姐忙说，：“快洗手吧，菜都凉了。”这时我才看到，小炕桌上早摆好了饭菜，冒着热汽，中间还烫着一壶酒，酒壶也是那种很古老的瓷器。这时铁子的妈端着个老铜盆过来，里面盛着半下温水。老太太微胖，白白净净的，小脚，小眼眯眯的只会笑。

我不知是怎么洗完的手，被让上炕时，铁子的爹已端端正正坐在了我对面的桌边。我有点不知所措，想问铁子他妈和他姐咋不一块来吃，可这会那娘俩早到西屋去了。铁子的爹给我倒了一盅酒，又端起他的酒杯。我就晕晕乎乎地跟着吃喝起来。确切说是铁子爹在看着我吃喝，他只是做做样子陪着，偶尔问一句：“听说，你祖父也在沟帮子吃过劳金？”我说：“是，说在哪个首饰铺当银匠。”“现在跟你们去沈阳了？有八十多了吧？”“九十多了。”“啊，那么大岁数了！……吃！吃！你吃，我们吃过了……”

那一顿饭吃出了我半辈子的心事。至今我不知道铁子爹为啥请我吃饭。他有所求吗？我啥也给不了他呀！第二天下地干活时，我有意靠近他，想表谢意，他却一如继往地默默躲开了。四十年后，我们集体回青年点去怀旧，我特意去找铁子。可他们家已不在王屯住了。听说铁子后来当了苇田工人，早搬走了。我没敢打听铁子爹咋样，算来他可能已不在人世了；我怕听到坏消息。

三只小猪和一群馋鬼

全苇场的知青都要归于两个大青年点，在苇塘边开两大块荒地建点。小青年的点建在斗坨子，起名东升，我们老青年的点建在新立屯附近，起名建新。每个青年点都六七百人，有老农干部带队。知青集中了，不但好管理，也少了“扰民”。那时知青在老农中的印象，令我们现在想起来都有些脸红。

小点并大点之前，苇场“知青办”下令：所有小点的财产（猪、鸡、鸭和粮食）都不准私分或突击“消灭”。我们小点唯一让大家困惑的是三头二百来十斤重的猪。从春到夏，由夏到冬，这三头猪可是大家的希望，原本想春节前都杀了，头蹄下水给大家改善几顿生活，然后把肉分了带回家去过年。眼瞅着过年了，上面却下了这一纸命令，让大家的希望都破灭了。

点里的知青不甘心，可又没人敢违命，一个个愁眉不展。有两个脾气大的知青就把气都发泄在那三头猪身上，拿着树条子撵着猪满地跑。跑着跑着，那两个知青似乎发现了什么，喊来大伙一块追。于是大伙都醒悟了，轮着班地追赶那三头猪。没多久，那三头猪都跑不动了，趴在地上，口吐白沫，待毙之状。于是有同学赶着去找队长。队长姓王，脾气挺大，但人好耿直。他见了那三头吐沫的猪，忙让人去喊“徐大愣”，因为只有大队书记有权处理这事，是“知青办”的文件特意强调的。去大队的人刚走，王队长就又让人进村喊杀猪匠。

“徐大愣”是军垦兵团的转业干部，在大队当书记，人耿直，干事毛愣，不怕事。等他骑着那台破“二八大头踹”赶来时，那三头猪早躺在案子上放完血了。“徐大愣”火了，冲王队长一顿臭骂：“咋不等我来就动上刀了？你他妈这是抗命……”王队长也不回声，等“徐大愣”火泄完了，王队长不紧不慢地说：“来不急了呀，眼瞅着这几头猪上下倒气，要死了怪可惜的。青年养这几头猪容易吗！”那时防疫站规定，不能吃死猪肉，病猪活着杀还行。王队长也是个耿直人，“徐大愣”相信他，就没说啥，扭头走了。王队长追着问他：“：猪肉咋办？”“徐大愣”头也不回地说：“扔了喂狗！”

就这样，三头猪保住了，一群馋鬼可开了荤，还分了肉。当天晚上，队干部们都被我们请来了；青年点第一次请队干部，因为这是王队长的功劳。大炖“老虎肉”，二十人的大锅，满满一下子。每个人都吃得小嘴油汪汪的。有人逗酒足肉饱的王队长：“你不怕病猪肉吃了得病啊？”王队长打着饱嗝说：“你们肚子里那几根回虫还缠巴我？搭眼我就看出来了！不易呀！不易!不易哟！”边打饱嗝，边擤鼻涕地走了。

天火和一只大耗子

那场大火，是我这辈子见的最大的一场火。关键是火着的怪，下了三天三夜大秋雨后，一个闷雷把苇垛殛着了。要说是火，不如说是烟，二十里地外都能看到浓烟滚滚，却见不到火苗。火是从苇垛底层往上着的，从上面灭火，扒开一层还有一层，眼看着是灭了，没一会，又冒起烟来。

斗坨子除了是东升青年点所在地，还有一个大苇库。无数当年运不出去的陈年旧苇子都堆放在那。每个大垛都有半里地长，六七十米宽，三四十米高。雨一直下个不停，给灭火带来了很大困难，盘锦地区的消防车也调来了不少，苇场的硬劳力轮班往上冲。

就这样，整整救了三天三夜，等火灭时，整个大苇垛都扒到底了。后来传来消息，在苇垛最底层，一只一斤来重的大耗子被雷殛死了。确切说，是雷为殛那大耗子而点燃了苇垛。随之，又传来了“谣言”：天下要出奸臣。那时传“小道消息”是犯忌的，知青大队开会一再强调，不让大家传谣。可往往是越禁传得越甚。不久就出了林彪叛逃事件，于是就又风传谣言应验了，说还有奸臣呢！

逃票大军和天下民心

     知青一年放两次假，夏天的农闲假和冬季的春节。放假的季节是知青真正的节日。临放假前一个多月，大家就开始筹备买东西了，夏季往回扛土豆、早包米，吃的用的东西，春节就买笨鸡（那时没这个称呼，也没有不笨的鸡）、花生、河鱼之类的年货。那个年代尽搞革命，搞运动，抓生产被说成是资本主义，所以物资高度馈乏，在城里吃的用的东西几乎百分之百发票供应；大到“四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小到电灯炮、豆腐、婴儿饼干、韭菜……我们知青背回家的东西都是城里难买的货。

     我们家的祖籍在秦皇岛的海边，特别爱吃毛虾，那时城里根本买不到。每到放假，我就走二十多里路，到石山镇去买毛虾。我还和一帮同学到枣园子挨家挨户收花生。那时花生在农村也是稀罕货，是秋收后社员冒着被抓的风险，偷着下地捡的。捡花生也是资本主义。捡的花生大多都是瘪子和小粒，但也舍不得吃，用来换点零花钱。那时农村社员一年到头见不到现钱，平时靠抠鸡屁股，弄几个蛋换个油盐酱醋啥地。当时手里有现钱的有三种人：吃工资的非农户、下乡的“五七”干部和知青。知青的钱虽然不多，就靠父母给的点，但知青人多，现钱的总量还是很大的。为此，每到年关，有点农副产品的社员就早早等着知青上门了。     交易是隐避的也是热闹的。有热心的社员，领着知青挨家蹿，帮着讲价，他知道谁家有啥货，到最后两头得点小好处。

     春节放假那天是最壮观的，天不亮我们就起床了，确切说，一宿也没睡好，离家半年多了，谁不归心似箭。冒着透骨的寒风，抗着大包小裹，脚下踩着嘎崩山响的碎冰碴子，心里早折腾得冒火了，丝毫感不到冷。十二里路根本不觉远，天刚麻亮我们就到火车站了。小火车站叫羊圈子，不大的侯车室，不长的站台，根本盛不下几百上千知青的热情。

火车进站了，小站的一切规距都被打乱，什么排队、捡票，知青心中没那个概念。胆小的买几站地的票，胆大的干脆不买票，买全票的几乎没有。坐火车的过程，几乎就是逃票的过程，非常刺激。乘务员从车头往后查票，咱们就往后蹿，等车停了，下了车再往车头跑；要是从两头往中间查，我们就往中间挤，到个小站，下车再往两边跑。那时火车非常挤，过道走不过人，厕所里都是人，查票的乘务人员拿我们根本没办法。偶尔被逮住了，他们也没辙，身无分文，补票没钱，要命一条；钱都买东西了，有点小钱早藏起来了。知青藏东西天下一绝，鬼都找不到。记得我们有个同学一次被逮住了，乘警让他补票，他说没钱。乘警让他管同学借，他说不认识。乘警问，不认识你跟他说话？他说，不熟， 是一个排的，不是一个营的。说完乘警都笑了，他也笑了。乘警让他走了。现在想来，乘务人员是不得不“列行公事”，要真想抓，我们谁逃得了哇！

还记得那次农闲放假，我把兜里仅有的五元钱和点里发的三十斤粮票藏在了贼鞋（黑色布鞋，像乌贼）的鞋垫下，到沈阳后，我无法从票口出站，只能从南两洞桥滑下去。那时晚上快十点了，我扛着多半麻袋土豆，兴奋地往铁西的家里走，舍不得花五分钱坐公交车。走着走着，我就想起了鞋里的钱和粮票，忙看时，左脚的钱还在，右脚的粮票却不知了去向。我当时脑袋嗡地一下，都要炸开了。三十斤粮票，是我一个月的口粮啊，丢了就意味着这个假期我要吃家人的粮份了！我毫不犹预，扭头就回去找。一路没有。我又把土豆藏在黑暗处，从跳下来的南两洞桥爬上去找，终于在调车场的轨道里发现了那个裹着粮票的偏纸包。那一瞬间，我感觉空气都是甜的。可正在我兴奋时，却被两个查票纠察队的逮住了。我好说歹说求他们放了我，可说啥也不行，非要带我去补票。那时从羊圈子到沈阳的火车票钱是三元二，我手里正有五元钱；可这五元钱是我整个假期的压兜钱呐!我说死不去，他们就撕扯我。我那时年轻力壮，他们两人根本弄不走我。正待我伺机逃跑时，他们俩大声向不远处的几个捡车工求救。那几个捡车工凑过来，看了看我，竟七嘴八舌地冲那两个纠纠察队的开火了：谁家没知青啊！你家没有？看你俩把孩子吓得！那么认真干啥！戴两天红胳膊箍瞧你这抖瑟，过几天你还得回段里来！……

他们把那两个“纠察”围在中间好一阵数落，我乘机溜掉了。走在调车场的轨道间，红红蓝蓝的信号灯在我眼中支离破碎了，我热泪盈眶，不是因为所幸逃票，而是感受了天下民心。

             恋爱桥和知青情事

疯狂的年代，恋爱的季节，知青的爱情是具有非常浓烈的时代气息的烈焰，也是充满荒诞和异样激情的人生荒火。据后来有关部们统计，当年知青在青年点的恋爱率达百分之九十八以上，很少有没在农村谈过恋爱的知青。知青的恋爱因素有以下五种情况：两情相悦（真正爱情）、同病相怜（都是政治地位低下者）、心灵慰籍（生活和心灵相帮）、政治婚姻（士途相携）、害怕孤独（怕不谈恋爱被边缘化）。这些因素中以第三种和第五种因素为多，为此，知青谈恋爱者多，成功率却较低，最后能走进婚姻殿堂的，只占五分之一不足，大多在回城或上学、当兵等后都分道扬飚了。但知青当年轰轰烈烈的近乎原始的恋爱风暴，实实在在给那个时代留下了靓丽的一笔。

我们羊圈子知青的恋爱火焰是在并大点后才开始燎原的，在这之前，谈恋爱的还是极少数，谈者大都是较隐避的。后来就到了“改苇造田”工程的攻坚阶段，每天的活很累，“早晨三点半，晚上看不见，地头两顿饭。”再加上无休无止的政治学习、批判斗争、“斗私批修”，每个人从精神到肉体都达极限，接近崩溃的边缘。这样，最后一扇拯救人类灵与肉的大门终于被撞开了。在地里干活时，女生的任务完不成，男生帮着干；下工后，男生的脏衣服女生帮着洗。有谁挨了欺负，相悦者挺身而出；有谁生了病，相怜者悉心照顾。就这样，爱情的春笋一夜之间纷纷破土。对这种现象，后来的婚姻专家论断为是“原始性识萌动期”，少有爱情，这也是后来大多恋爱者都没走进婚姻的症结。但那些恋爱壮举，着实为知青枯燥的青春期平添了无限色彩，也给那些无助的心灵铺下了一块松软的缓冲地。

回忆那段时光，现在我们都会激动不矣。每天下工后，吃完晚饭，开过大批判会或赛诗会，知青恋人们的爱情生活就开始了。平时无闲打扮的女生，也会尽量穿戴得干净些；不爱修饰的男生也开始注意仪表。宿舍是攻坚地，谁先占下了，其他人就会自觉离开，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天地。秋冬的柴垛、草料房、马厩后的背风地；春夏的河堤、坝塄、苇丛中都是知青恋爱的圣地。

我们大青年点是在大苇塘边修建的，一条半里多长，只能走两辆车的土路，是我们硬用草包背土在苇塘里垫起来的。路两边还栽了两排柳树。在小路和乡道连接处，修了一架三孔小石桥，起名建新桥。可们我们都管它叫“恋爱桥”，因为这条小路边的柳树下和苇丛中，是知青恋人集聚最多的地方。每到夜色降临，这里一对对情侣就光临了，多得几乎无法相互躲避，久之就视而不见了。亲亲腻腻的爱举对恋人再正常不过了，可在这里却成了奢侈；拉拉手，吻一下，要不知前后左右扫描多少次，半路还总会被惊散。没办法，知青能去的恋爱地太少了。就这样也没耽误爱情之火的燃烧，进入高潮时，眼睛就是窗门，一闭便入无人之境。那个年代，婚前性行为是可怕的魔鬼，怀孕就意味着灭顶之灾，但大多知青都经历过降妖除魔的历险。之后的日子对情侣双方都是磨难，盼那个平安无事的生理周期，胜过盼星星，盼月亮；越盼它越不来，害得一对小恋人心惊胆战，起誓发愿，再不敢干了。可一旦平安无事，一切还会从头再来。戒爱要比戒毒难一百倍。

改苇造田和千年遗祸

   一九九八年，我看到了则羊圈子苇场的电视广告，某养鱼池卖鱼苗。我眼前一亮，这不是我们青年点吗！原本一排排的宿社，淹没在荒苇中，有的没了房顶，有些已被扒倒，成了残垣断壁。几乎所有的房子都门窗朽烂，破败不堪。只有刻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水泥标语的大队部还算完好，变成了养鱼苗工人的宿社。我们的稻田呢？我们辛辛苦苦开出来的上万亩稻田哪里去了。为了寻找梦中的稻田，我天天按时等在电视机前，无数遍地琢磨那个广告，可我梦中的稻田却千呼万唤不露面。终于有一天我顿悟了，电视屏幕上那一望无际，白亮亮的水面下就是我们开的稻田呐！我们用青春和热血创造的成果，竟成了养鱼池。

     一时间我心里有被情人背叛的感觉，他们这么做是犯罪呀！

于是我借到盘锦出差的机会，绕道到了青年点，那是在我离开青年点二十多年后。此时，目中的青年点比电视广告里还破败。一时间我百感交加，心情比这荒草残垣还凄楚。正在我站在旧时的梦墟上发呆时，一个二十几岁的小青年迎过来：“哎，大哥，买鱼苗啊？跟我进屋看看，缸里有样子。”

     我突地转回身，兴师问罪地冲他吼道：“你们他妈真败家，这么好的稻田咋改养鱼池了？”

    那小青年被我的一声高嗓震住了：“你……你是‘青年’吧？”

   “是，咋地？”我向他逼近。

小青年听说我真是‘青年’，本能地退了几步，冲大队部方向惊呼：“老叔（搜），有青年来了

片刻小青年的老“搜”应声跑来：“又有‘青年’来了？这些日子来了好几个了。这广告还真有用……”

这个老“搜”比我能小三五岁，看来他对当年知青的事似乎门清，一口气就说出了三、四个当时最能打架斗殴的知青的名子，问我认不认识。我不由脸红了，都二十多年了，难道我们知青留给当地老农的就这些印象？我突然为刚才不礼帽的语气愧疚，忙换了口气说：“啊……出差路过，回来看看。”

于是老“搜”就回答了我的许多疑问。他说，后来所有青年都回城后，这些新开的稻田就不咋种了，因为是用苇田改造的稻田，杂苇的根子除不净，稻子跟本长不好，有时连种子都收不回来。后来分田到户，没人要这里的地，他就包了当养鱼塘了。我对他的回答不甚满意，抢白说：“啥地不是慢慢种熟的。再说，这么好的房子拆得乱马其糟，太败家了！”

老“搜”说：“不拆拿啥建养鱼池？地的事我也说不明白，我这养鱼池也干不了几天了，上边要弃耕还苇呢，这不打广告甩货呢吗！哎，对了，一会有环保勘测的人来，你问他们吧。”

没一会，环保的人还真来了，一听说我就是当年在这“改苇造田”的知青，尤如找到了原凶，七嘴八舌地向我开火——“改苇造田？造孽！咱这是世界第二大苇塘，光你们知青‘改苇造田’就给祸害了二十多万亩。二十多万亩的好苇田呐，都给毁了，到头来既不长苇子也不长稻子，不是作孽是啥？你知道苇塘和湿地是啥？它和森林一样，是地球的肺，几十万年才能形成一块有规模的湿地呀！

我呆呆地听他们数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若不是那个年龄大些的头头打圆场，我真感无地自容。他对他们说：“这不是他们的错，那是‘政治任务’。你们没赶上，不懂。”

那一刻，我的世界时空停滞了。我呆呆地看着他们勘探、测量，又呆呆地看着他们上了汽车远去。汽车快到“恋爱桥”时，那个年龄稍大的头从车窗探出来：“哎，别听他们的，你们也有收获，还不小呢。你们收获了一种精神，他们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