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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东东、许嘉璐、组委会的各位同志们，中华辞赋的朋友们，我有机会到北京来参加首届中华辞赋北京高峰论坛的开幕式十分幸运，并祝论坛取得圆满成功！我对中华辞赋缺乏研究，刚才听到了许嘉璐副委员长、李东东、闵凡路以及周汝昌等老同志关于中华辞赋的讲话，我受到很大的启发。我对中华辞赋缺乏研究，邀我发言，不敢妄说，谨就我对中华诗词歌赋的源与流的一点浅见，旧话重说，恐仍是妄言，敬请指正。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已成共识，中华诗词歌赋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已成共识。但是其如何博，如何深，如何发扬其博大精深，似乎多止于学者，尚未普及大众，惠及全民。中华文化，其源固远，而其流是否就长，却未尽然。一段时期，比如大革文化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华文化几乎断流。多少文物典籍，毁于孽火，作为文化载体的诸多文人学者，惨遭摧残，沦为“臭老九”。而赋有文化传承使命的青年学子，竟成为毁灭文化的所谓“文盲加流氓”的暴戾之徒。泱泱中华大国的博大精深文化，几乎有断流的忧虑。作为中华文化的艺术瑰宝、中华诗词歌赋，则更早便陷入几将断流的忧虑之中。

        西学东渐，白话诗歌兴起，这固然是合时代之潮流，应革命之需要，有其出现并发展的必然性。但是为何要把在中华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艺术史中屡出高峰的传统诗词歌赋打入冷宫，视为封建糟粕，赶出诗坛？令人不解。解放以后，虽有继承优良传统、推陈出新的高层决策，然而诗界仍沿旧说，普遍以新诗歌为中国诗歌的主流，而源远流长的传统诗词歌赋则被称“旧”诗词。目为诗歌的旁派支流，以致不令入流，未取得合法地位，既无组织，又无园地。只能“挂靠”求生，任其自生自灭。甚至有应送入棺材的“夕阳艺术”的之极端言论。呜呼，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一直是中华文学的主流的中华诗词歌赋，趋于衰落，终将湮灭乎？

        我有此种忧虑久矣，故曾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追随诸多文化名人发起组织的中华诗词学会成立大会上以《传统诗词是夕阳艺术吗？》为题，作了发言，为之鸣不平。

        近许多年来，或者远推至上世纪。《天安门诗抄》出现以来，时来运转，传统诗词不仅复兴，且流行起来。近年又出现《中华辞赋》专刊，中华辞赋也复兴起来。从事诗词歌赋及散曲小令等的作者和读者也逐渐多了起来。有人告我，传统诗词的诗社及诗刊、诗集，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几乎不亚于新诗的社团及出版物，作者之多几乎不亚于新诗人。是否如此，我未考察，不得而知。

        然则此种现象，令我深思。考之中国诗史，其源既远，其流必长。其文化内涵、表现形式，词语结构及格律等等，虽随历史发展，时代潮流，有诗、骚、赋、乐府、古体、近体、诗、词、曲等的演变，但总是带有中华文化的基因，传承发展，从未有绝其根，截其源，断其流，而完全以外来别体代替。考之西方诗史及曾沦为殖民地之印度、中东诸多国家的诗史，也总见其源流不绝，一脉相承。即使在殖民地时代，经外来强势文化的改造，仍然未改根本，坚持本体，发扬光大。足见其传承文化基因之强固，传统生命力之强大。此种现象，不知可以作为中华传统诗词歌赋，几经冷落，忽然勃兴的内因之参证。

        目前中华传统之诗词歌赋有兴旺发达之趋势，但我并不欣喜欲狂。诗词歌赋要发展，必须随时代之潮流，应群众之需要，进行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锐意改革。不改革将无法趋于繁荣，甚至必然趋于衰落，考之中国诗史，莫不如此。

        中国新诗歌，经百年的发展历练，已随时代之潮流和人民之需要，已发展成为诗歌的主流，是不争的事实。我写过不少新诗，也深感新诗也有改革创新，探索前进之必要。我知道闻一多、何其芳就曾在格律上作过尝试，许多新诗人也在不断探索之中。我很赞成新诗之出路在于向传统诗词和民歌学习的高见。一向历史传统学习，一向人民群众学习，任何艺术，概莫能外。我希望新诗人除了民间采风外，还多读一点传统诗词歌赋。那里的确有许多名传千古的诗人，他们的诗词名作传唱百代而不衰，绝非偶然，必有可资学习以提高自己的因素。甚至我希望新诗人也学会以传统诗词写新生活。我已拜读不少老诗人写的传统诗词，有惊人的成就。

        当然，我更希望传统诗词歌赋的作者，除注意继承传统血脉，以新词新语新格调写新生活。《中华诗词》上有此种新的诗词及曲子词创作的尝试。我甚至希望有条件的诗词歌赋的作者，也学写新诗，具有传统诗词意味的新体诗，有厚望焉。

        总之，我以为无论传统诗词歌赋的作者、无论新诗作者都是中国的诗人，他们的作品都是中国的诗歌，要在彼此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做到并肩而进，比翼齐飞。终有一日，融会贯通，无分轩轾，久而久之，终致合流，共同为创制中华新体诗歌而努力。便会呈现百花齐放，繁荣昌盛的中华诗坛。我这个九十七岁的老人虽不能见，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