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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宣章

负夏城都乃虞国之都

吕步震    

 长期以来，史学界一直认为中国由原始社会进入奴隶制社会的第一个王朝是夏朝，但是根据大量的历史文献记载和地下考古发现，证明在夏朝之前，还有一个虞舜王朝，虞舜王朝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而且它还为夏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为夏、商、周三代文明开了先河。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已明确提出“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 司马迁说：“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这个“都”就是当年虞国之都。

        一、 舜与虞朝的建立

    舜是东夷人（河东为东夷，河西为西夷）最杰出的首领。舜，又称虞舜，虞是东夷有虞氏建立的一个方国，舜原是虞国都君，负夏并有都君府，后来又称国君，“德自舜明”就是从负夏这个都君府播扬天下的，以前称虞舜。在负夏周围百十平方公里内有诸冯、姚墟、寿丘、河滨、雷泽、妫汭、历山、大麓等舜的遗址。虞舜带领这些部族开发农耕文明、捕鱼、制陶、建都等作业。

    虞国何时建立?今已不可确考，但虞国的世系却可以从《史记·五帝本纪》中有一个大体的了解，这就是黄帝—>昌意—>颛顼—>穷蝉—>敬康—>句望—>桥牛—>瞽叟—>舜。司马迁把有虞氏纳入黄帝族一系，可能是受春秋时鲁国大夫展禽所说“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的影响。这并不奇怪，春秋战国以至秦汉时期，以黄帝为代表的华夏族已居于统治地位，属于黄帝一系的尧又嫁二女娥皇、女英于舜，舜则“禘黄帝而祖颛顼”，因此时人整理古史时，往往把夷夏（平陆一带为有虞氏）两族合并为黄帝一系，是很自然的事。其实早在西周末年周太史伯的一段话已涉及到这个问题，他说：“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

    其中提到一个人名虞幕，前引《史记》有虞氏世系中没有这个人物，但他却是有虞氏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请看，史伯把他与夏禹、商契、周弃等夏、商、周始祖并列，他不仅是有虞氏先祖，而且还是虞国开国之君。对此，宋人罗泌作《路史》已注意到这一点，他在《馀论七·吕梁碑》中指出：“碑中叙纪虞帝之世云：舜祖幕，幕生穷蝉，穷蝉生敬康，敬康生乔牛，乔牛生瞽叟，瞽叟产舜，命禹行水道，《吕梁》特此节完备为可考，质之于传，惟无句望，且不言出自黄帝，谅得其正。”吕梁碑为汉碑，根据此碑资料和考证，我们可以确认有虞氏一个大致可信的世系：虞幕—>穷蝉—>敬康—>句望—>桥牛—>瞽叟—>舜。

    虞国在舜之前，只是方国林立中的一个方国，其内部情况，今天已不可详考。到夷夏联合治水时期，首先是唐国（临汾一带）的国君尧出来主持治水事宜，尧根据治水需要，联合夷夏（平陆一带）两族建立了一个临时的方国联盟。在治水过程中，舜（尧时经常发大水，父母迁至垣曲后而生舜于诸冯）脱颖而出，舜继尧之后主持夷夏方国联盟。值得注意的是尧舜先后主持夷夏方国联盟，但情况已大不相同，尧时夷夏联盟只是一个相对松散的组织，尧以其个人的才能与声望在联盟中发挥其“共主”的作用，而尧所属的唐国并未在其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到舜时（受尧禅让后），舜加强了夷夏方国联盟权力机关的建设，并趁机大力扩张虞国势力，使虞国政权与夷夏方国联盟政权合而为一。至舜时虞已不再是一个普通方国了，而是一个高踞于万邦之上，能够“协和万邦”，号令万邦的大国了。这样一个大国，由于是第一次出现，给予世人以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将其与后来继续出现的夏、商、周相提并论，成为夏、商、周之前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

        二、 虞舜朝与龙山文化

    反映虞朝与大舜时代的考古资料即是举世闻名的龙山文化。龙山文化因其首先发现于山西省垣曲县同善镇寿丘。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舜作什器于寿丘，制陶于河滨，就时于负夏，”在寿丘出土的陶器以黑陶为特征，所以又称黑陶文化，它与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一脉相承，这已是公认的考古事实。寿丘龙山文化中，已十分具体而生动地显示了文明时代即将到来的情景，那末在寿丘舜就发明了龙山文化轮制作业，这更是无疑地已进入了文明时代。龙山文化的年代，约相当于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大约有100多年的时间已进入了夏朝的积年范围。史学界一般认为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奴隶制王朝，因此紧接夏禹之前的大舜和龙山文化时代理应早已出现了文明的曙光。

    龙山时代，垣曲地区的社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农业生产工具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石镢和木耒。粮食作物除了麻、粟、黍以外，还开始种植谷物。目前在神后（妫汭）已发掘的龙山文化遗址，差不多都有比较规整的贮藏物品的窖穴（粮仓）。

    手工业生产工具则出现了用黄铜制作的锥形器。制陶业的发展和进步最为显著。整套的磨光黑陶器物群，构成龙山文化（轮制并有方格纹和柳叶纹）区别于其它同期考古文化的突出特征，达到了当时中国制陶业唯一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

    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文明的产生创造了条件。龙山文化，文明的诸要素已经出现了。一是金属冶炼业和金属工具的出现，表明垣曲地区已进入金石并用的时代。二是规模空前的贵族大墓的发现（汤都于亳的遗址、亘方之都商城遗址、皋落氏之都遗址）。虞舜时期垣曲分为三个部落，既三个国家，那时国家范围很小，古语说：“虞夏过万，商汤三千，周朝八百。”说明体现早期奴隶制社会的等级名分制度的礼制已经形成，而礼制的形成是文明时代已经到来的标志。

    最值得注意的是城市的出现。早期的城市往往是一个地区的权力统治中心，兼有政治的、军事的、宗教的、经济的乃至文化的多种功能。它的出现意味着城市与乡村的对立已经形成，这是文明社会所特有的现象，目前在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城址已有多处，其中负夏城周围龙山遗址已达40余处，面积达100多万平方米，它显然已超出城堡的范畴，是目前已发现的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城市。负夏成都是其中之一，它给予我们一个强烈的暗示：黄河中游的垣曲地区有可能先于黄河中原地区而进入文明时代。在金石并用时代，修筑规模如此宏大的城市，不知要动用多少人力和物力，没有一个强大统一的权力中心是不可想象的。因此，龙山时代的负夏城很可能就是大舜时代某一邦国的国都。

    冶铜业和黄铜工具，贵族与平民的对立具有阶级社会的特点，礼器和礼制的形成，最后特别重要的是城市和文字的出现，凡此种种，都使我们完全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龙山时代垣曲至冀州地区已跨入文明社会的门槛，龙山时代就是中华文明的黎明时期。

    垣曲龙山文化遗址的普遍发现和研究，证明了垣曲地区早在四、五千年前就已进入了人类的文明时代，证实了历史文献司马迁记载的虞朝与大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对我们研究虞舜王朝的历史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三、 虞舜朝国家政权建设

     如前所述，虞作为一个独立的朝代，与唐国显然不同。唐的国君尧虽然是夷夏（河东一带）方国联盟的“共主”，但尧并没有进一步加强方国联盟的政权建设。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尧时联盟的一些上层人物，虽然都得到重用，但“未有分职”，即职责不明，也没有将其所在的唐国政权与夷夏方国联盟的政权合而为一。舜继尧担任夷夏方国联盟的“共主”之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加强了建设。

        (一)加强对夷夏方国联盟的管理，赏罚分明而能服众。当时联盟内有高阳氏一系的“八愷”，“世得其利”;高辛氏一系的“八元”，“世济其美”，而尧不能举用。舜却不同，“舜举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同时联盟内有帝鸿氏一系的浑沌、少昊氏一系的穷奇、颛顼氏一系的梼杌、缙云氏一系的饕餮，“天下恶之”，而尧不能去。至于舜，则将此“四凶”流放于四周边远之地。

    (二)加强夷夏方国联盟政权的建设，设官分职，并将其与虞国政权合而为一。后世将此时期的虞与夏、商、周并列，实际上就是虞或有虞氏为舜所建立政权的代称。如前所述，尧在位时，各方国才俊、领袖等上层人物如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龙、倕、益等人虽然都得到重用，但“未有分职”，即职责不明，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这说明尧时政权尚处于初创阶段。舜继尧当政以后，充分发挥军事民主制传统，与“四岳”、“十二牧”等充分沟通、咨询、论证，任命以上诸人分别担任以下官职：

    禹为司空，总领百官政事，兼平水土。

　　契为司徒，掌管教化、民政。

　　弃为后稷，掌管农事，播莳五谷。

　　皋陶为士，掌管刑狱。

　　益为虞，掌管山林川泽畜牧。

　　倕为工，掌管百工。

　　伯夷为秩宗，掌管礼教。

　　夔为典乐，掌管乐舞。

        龙为纳言，负责出纳王命。

    从尧时，“未有分职”，到舜时设官分职，是国家政权建设的一大进步。舜不仅要求百官各司其职，而且还制定了考核办法，“三岁一考功，三考黜陟”。

　　(三)加强虞朝的制度建设

　　1.祭祀制度

　　舜时的祭祀制度，见于《史记·五帝本纪》：主要有祖祭(主尧之祭祀)、上帝之祭、四时日月星水旱之祭、山川之祭，以及其他群神之祭。“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舜继承完善了祭祀制度，是其在社会制度建设上的一项重要内容。

　　2.礼乐制度

　　历史上虽然没有舜制礼作乐的记载，但舜任命伯夷为“秩宗”，专掌礼教;又任命夔为“典乐”，专掌乐舞，说明舜对礼乐教化的重视。相传舜制“韶乐”，令孔子闻之三月不知肉味。

　　3.刑法制度

　　舜所设立的士，专掌刑狱。担任这个职务的皋陶，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大法官。舜时有各种各样的“典刑”，如五刑、官刑、教刑、赎刑等，说明舜时已有了比较完备的刑法制度。

　　4.政区划分。据《尚书·舜典》记载，舜在位时，将全国划分为十二州，设十二牧。为了加强对十二州的统治，舜还制定了巡守制度，定期巡视各个地方。舜制定的十二州，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行政区划，后来禹据此加以调整，将全国划分为九州。

　　史称舜设官分职之后，“咸成厥功，皋陶为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实;伯夷主礼，上下咸让;垂主工师，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泽辟;弃主稷，百谷时茂;契主司徒，百姓亲和;龙主宾客，远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违;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

　　总之，舜的历史创造性事业，远远大于尧，因为舜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将虞从一个小小的方国扩充为“方五千里，至于荒服”的泱泱大国。“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这样一个大国，自然可以和以后的夏、商、周并列，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独立的朝代。

        四、 虞朝为夏商周三代文明奠定了基础

　　夏朝的始祖禹、商朝的始祖契、周朝的始祖弃(后稷)，皆在虞舜朝为官，并受到重用。禹为司空，总领百官，兼管水利，“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卑宫室，致费于沟洫”，终于治理了水患，于是天下太平。禹子启承其父业，建立夏朝。

　　契佐禹治水有功，舜命他为司徒，施行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常之教)，封于商。史称“契兴于唐、虞、大舜之际，功业著于百姓，百姓以平”。

　　弃幼时即学种麻菽，长大后遂好耕农，相土地之宜，种植五谷，民皆以为法则，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莳五谷。”封于邰，号曰“后稷”。“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

     由上述可见，夏、商、周三代与虞朝的前后继承关系。已故杨向奎先生早已指出，虞作为一个时代，已经产生了私有制和阶级等文明社会的要素，“应当给有虞氏一个应有的历史地位。”后来徐鸿修教授进一步发挥了杨先生的观点，发表了《“虞”为独立朝代说——兼论中国阶级社会的开端》一文。此后，王树民先生也主张“夏商周之前还有一个虞朝”。其实早在秦汉之前，有许多古籍已将虞、夏、商、周并称，并提出其间的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如前引《国语·郑语》记载西周末年周太史伯的一段话：“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载周内史过曰：“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是也。”《左传》成公十三年载：“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后来汉人整理的《礼记·祭义》也说：“虞、夏、商、周，天下之盛王也。”《礼记·文王世子》：“虞、夏、商、周有师保”。诸如此类的文句，不胜列举，都说明虞朝是夏、商、周之前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

    我国古代历史上,世人通称的是夏、商、周三代,某些古籍或称虞、夏、商、周四代。夏代以前,明确称道的政治事迹,只有尧、舜、禹相禅让一事,并说舜在位五十年;而夏、商、周各传位数百年,称帝王名号者都在十人以上,有虞氏作为一个朝代而言,似乎十分勉强。《韩非子·显学》说:“虞夏二千馀岁。”按照这种说法,有虞氏决非只有一代五十年。由于虞代可知之事甚少,致使世人将其处之于可有可无之间,所以有虞氏在历史上的地位,很有必要探个究竟。可以先从有虞氏的世系说起。《国语·郑语》记载西周末年史伯曰:“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 。可知，虞幕就是虞国的开国领袖。

        五、虞国产生德的教化

    现在许多人误认为，“忠”产生于“孝”之后，只是“孝”的延伸，是“君为臣纲”，即臣民对于君主应当恪守的道德规范，这种看法不对，不全面。忠起源于何时？据一些历史学家考证，中国的虞夏即开始尚忠，即忠和孝一样，同时源于君臣关系尚未出现的虞舜时代，在夏代得以充分发展，它原来是氏族部落领袖的道德品质，以及他们对于普通民众的道德义务，尔后才成为对所有人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规范。《礼记·表记》中说：“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无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爱，有忠利之教。亲而尊，安而敬，威而爱，富而有礼，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义，耻费轻实，忠而不犯，义而顺，文而静，宽而有辨。”后来的大禹也是这样，“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如此”（《庄子·天下篇》）。

     近些年在山西襄汾陶寺发掘的古城遗址。不管是从年代上，还是地区上，都使人们联想到尧、舜的史事。这座城址规模宏大，有宫室基址，也有大型墓葬，出土有陶、石质的礼乐器，精美的玉器，一些铜器，甚至还有文字出现。最近揭露的一处特殊建筑基址尤其令人惊异，根据天文学史专家的意见，非常可能同天象观测有关，这便和《尧典》的观象授时联系起来了。因此，在怎样看待历代艳称的唐、虞之世的问题上，似乎有重新思考的必要。  虞舜被尧禅让以后，唐、虞作为共同联盟之举，推动了原始社会生产力。（吕步震 垣曲县舜文化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