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吴老发布的《讣 告》
2009年8月4日早晨4点，我的妻子楼兴娟，因患癌症，医治无效，离我而去。终年68岁。
一、传奇的婚姻
我和她的婚姻，是一段传奇故事。
1975年春节，我回浙江缙云县看望老母亲。当时我还在劳改农场劳改，没有探亲假，是请事假返乡的。来回车费，也只能从每月32元的生活费中节约三五元，积攒了好几年，才有可能探亲一次，因此十分难能可贵。回到家乡，多年不见的老朋友，都想见一见。
就在这四处奔走中，老朋友介绍新朋友，偶然中结识了她。她在当地也算是个“名人”，知名度颇大，可以说是“全县闻名”。
第一，她是个“铁算盘”。算账从来只打一次算盘，不论数目多大，绝不会错。
第二，她在粮食系统工作，当门市部的营业员，具体工作是平时卖粮食开票收款；夏粮入库的时候，则是凭票付款，钞票堆成小山，从来不会出错。
但是她却因为“违反现金管理制度”而被“下放”了。
文革期间，当地的两派经常武斗。有一次武斗，街上商店、银行都关门了，她见自己手上一大堆钞票、粮票，送银行已经不可能，万一武斗中钞票、粮票被抢，这个责任可就大了。急切间，她把钞票、粮票装进自己的手提袋，带回家中，藏在梁上。武斗结束，钞票、粮票分毫不少送回门市部。这本来是一件“保护现金不受损失”的“功劳”，却因为武斗后“革命派”掌握了大权，居然把这件有功的事情说成是“违反现金管理制度”，愣是把她给下放了。
下放以后，她勇敢地到北京上访，睡火车站，闯国务院，居然让她拿到了巨大无比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信访办公室”的信封，装着“希当地政府慎重处理”的介绍信。她在当地的出名，主要是她的“勇敢”。但是浙南山村，天高皇帝远，当地政府并不因为有党中央、国务院的信而“慎重处理”，她的冤案，只是以回家以后大病一场而结束。
我遇见她的时候，她已经在食品站当临时工，还是当开票收款的营业员，月工资27元，比我这个“劳改犯”还少。
因为有这样的“共同遭遇”，所以我们虽然是第一次见面，却颇谈得来。回到劳改农场以后，我们建立了通信关系。当时我正在偷偷儿地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括苍山恩仇记》，我把手稿寄给她看，她出于“爱才”，不顾我的劳改身份，不嫌我一个月只挣32元，愣是答应嫁给我。于是一年以后，1976年的12月, 我再次回到缙云县，和她举办了十分简陋的婚礼。1977年有了孩子，1978年她还抱着孩子到劳改农场来看望我。……
打倒四人帮之后，时来运转，1979年我先落实政策，回到北京工作；不久她也回到粮食部门。1984年，组织上照顾我们，把她调来北京，和我在一个单位工作。
二、心理的不平衡
但是我和她，却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
我从小走南闯北，四海为家；她除了到过北京告过状，1984年以前的四十多年，主要在浙南山村度过。生活习惯和爱好完全不同。我是作家，以文学为事业；她只会打算盘，对文学一窍不通。她虽然“爱才”，但是她自己至少在文学领域是属于“无才”的人。
我们两地分居，倒是可以“各自为政”，互不干扰，一旦调到了一起，她的心理状态明显不平衡起来了。
在缙云当地，她是个“人才”。就凭她的铁算盘，许多单位都欢迎她去。北京调令来到，粮食部门的领导再三留她，只要她答应不去北京，一切困难都好解决。但是她为了照顾我，为了孩子有个北京户口，毅然决然地放弃了优厚的条件，到北京来了。
我的单位，是个文学艺术部门。她虽然是出了名的“铁算盘”，但是没有会计证，无法上岗。再说，在北京当会计、出纳，根本就不用打算盘，都是用计算器。所以她来到北京，“人才”变成了“奴才”，只能让她打打杂，哪里临时要人去哪里“帮忙”。此外，她在粮食部门的“营业员”身份，到了北京，只能算是“工人”；而且她的每月53元工资，也是全单位中最低的。
这些遭遇，她心理上都不太平衡。但是从“一家团圆”着眼，这些问题，都可以容忍。特别是单位办起了内部食堂，让她当管理员，她倒是干得挺来劲儿。按说，管理员只管买菜卖饭票，但是她天天和炊事员一起做饭、炒菜，实打实地顶了一个“炊事员”的名份。因为她肯干，到了55岁退休，还在原单位拿“补差”，又干了好几年，一直到食堂散摊子，方才回到家里。
三、孤独：是她终身的遗憾
上班期间，哪怕心理有些不平衡，倒还不妨碍健康。她的得病，很可能是由于孤独而引起。尽管至今没有哪个医生说过孤独会引起癌症，但我总觉得生活的孤独对她有很大影响。
一般的离退休夫妇，大都是双双对对，一起逛逛公园，打打太极拳，聊聊家长里短。老伴儿老伴儿，主要是到了晚年，彼此有个伴儿。
我由于中年时代，劳改了23年，失去了最佳的写作时间，一心只想把失去了的光阴找回来。因此离休以后，离而不休，相反倒是进入了写作旺盛期：每天都在电脑前面敲打键盘，每天的工作时间，往往都在12个小时以上。特别是2008年，一口气写了十本书，总字数超过300万。这就把老伴儿冷落在一边儿了。以前，还每天早晨一起到公园去“遛早儿”；2008年以后，我只在家门口遛遛马路，最多半个小时就回家打电脑了。我一进入写作状态，就不再理她，她和我说话，我总是叫她不要打搅我。那一段时间，她天天吃过早饭就去菜市场，一逛逛到十点多才回家。买三个人的菜，当然用不了那么多时间，其实是她在家里呆着孤独，愿意到“人丛”中去走走。她曾经不止一次说：“当作家夫人真苦，还不如嫁农民。”虽然是气话，却反映了她的真实思想。
我这是用她的孤独，来换取我写作的“成功”。在这个问题上，我欠她的，实在太多，如今已经追悔莫及了。
四、病得奇怪，医得艰难，走得突然
她平时身体还算可以。由于挑食，比较瘦弱，还有贫血和低血压的毛病。2008年4月，体检查出盆腔骶骨有一个肿瘤，已经有11厘米大小。但检查报告说是良性，也不太着急。先到协和医院妇科住院，打算开刀。一切检查化验手续做完，第二天要上手术台了，忽然通知说“你的病不属于妇科，应该转到外科去”。但是他们不给转，只要求出院。我们通过关系进了肿瘤医院，经过检查，被告知：“你的肿瘤是从骶骨的骨头缝儿里长出来的，我们没有见过，不敢贸贸然开刀。建议转到积水潭骨科医院去。”到了积水潭医院，又被告知：“奥运会期间，要给运动员留床位。等有了床位再通知你。”在此期间，只能到国医堂吃中药。吃了半年穿山甲、鸡内金之类，病情不但不见好转，而且越来越严重了。医生不敢再开药方，要我们“另请高明”。我们再次到积水潭医院检查，肿瘤已经变为恶性，而且已经转移到肝、肾、肠，加上她严重贫血，既不能开刀，也不能化疗。最后给的一句话是：“不值得治疗了。”
这等于宣判她的死刑。但是总不能眼看着她在家里等死呀！通过朋友，找到了佑安医院的李院长。他是中国肝移植专家，佑安医院也不是治疗癌症的医院。但是他看在朋友相托的份儿上，答应“试试看”。他说：治疗癌症，有一种最新的“基因疗法”，也叫“介入疗法”。原理是：肿瘤与肿瘤之间，癌细胞是排斥的。如果把A肿瘤的癌细胞输送到B肿瘤中，两种病毒会互相残杀；再把向肿瘤输送营养的血管堵住，一方面让它们互相咬，一方面“饿”着它，肿瘤就有可能自己萎缩。
只要有医院肯收，我们绝不能放弃。于是在今年4月13日，住进了佑安医院。
第一次介入疗法是成功的。本应该半个月或一个月以后再进行第二次治疗。考虑到介入疗法的药物没到，医院建议我们回家疗养一段时间，吃点儿好的，养胖点儿，再回医院。
但是从6月30日出院到7月31日这一个月时间中，不知道什么原因，病人心情烦躁，拒绝进食。家里朋友送来的鸡蛋、牛奶、营养品堆成了小山，她就是不肯吃，吃什么都是一小口，第二口就不肯吃了。怎么劝，都没用。刚回家的头几天，还能自己走到厕所去，后来就要扶着走，再后来，自己站不起来了。6月31日，出现短暂休克，不久自己醒了过来。当夜就大小便失禁，语言不清。经与医院联系，8月1日叫120送回医院，进入“特护病房”，神志还很清楚，大喊大叫：“救救我呀！”8月2日去看她，已经进入弥留状态，眼睛虽然半张着，但是眼中无神，叫她也没反应，不认识人了。从此一直没有醒过来，直到8月4日早晨心脏停止了跳动。
在她住院期间，因为有女儿精心料理，我这个做丈夫的，依旧是“事业为重”，哪怕就是在病床旁边陪着她，也还是给朋友看清样，甚至把笔记本电脑搬进病房，帮朋友写序言，或者发博文。和她聊天的时间，还是很少。倒是她回家的这一个月，女儿值夜班，我值白班。她周身疼痛，我一连几个小时帮她按摩。特别是她大小便失禁以后，一晚上换几次尿不湿，都是我操作。结婚三十多年，夫妻一场，算是我“伺候”了她几天。
她对自己的恢复健康很有信心，我们也不便于问她有什么“后事”需要交代。所以一直到死，也没有留下一句话。我听到她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救救我呀”，但是已经无能为力了。
人总是要死的。新陈代谢，这是客观规律。但是摊上了癌症，就没有办法了。一个艾滋病、一个癌症，大概还是目前无法攻克的难关。如果癌症有药可治，估计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都不会死得那么早……
她，是个要强的人。如果她开公司、办企业，没准儿会成功。可惜她“爱才”，当了作家的夫人！
我，只能等我也到另一个世界去的时候，才能陪老伴儿散步、聊天了。
寄语老伴儿还没得病的离退休人员，趁着俩人还走得动，要多陪老伴儿走动走动，不然，可是要后悔一辈子的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