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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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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读古辰州
文章来源:原创        访问量:833        作者:温屿        发布:落霞阁主人        首发时间:2022-11-04 18:16:21
关键词:诗赋网
编语:
这是去盖州(古称“辰州”)的一份记忆……

走读古辰州

沿大清河[①]右岸一路东行。风缭乱路旁柳树的一肩长发,结冰的河面蜿蜒如玉带,虽然隔着车窗,却仍觉出几分寒冬的味道。路并不长,左转之后,高楼大厦忽然矮了下来,略感狭窄的路两侧多了些上个世纪熟稔的平房,其中还挤着三三两两青砖瓦房。间或几声鸡鸣狗吠隐隐传来,仿佛回到了十年,又或者是百年,甚至千年之前。

两侧巷陌深深,放眼望去,不知深几许。偶尔几处老宅藏在巷子里,青砖也好,黛瓦也罢,被岁月、被风雨剥蚀得那样粗陋,屋顶瓦缝枯草当风,湛蓝的晴空之下,像极了阅尽风霜的老人,冬阳里,默默看往来过客匆匆,深邃的眼神里沉淀着时光的传奇,任周遭喧哗此起彼伏,独享一种寂寞。

愈前行,两旁商铺愈多,车来人往愈是拥挤,熙熙攘攘诠释着市井繁华——我知道,我身旁,我脚下,正睡着一座古城。

古城盖州的名字,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就已经写在中国文化史上了,那时,这里属燕国辽东郡,及至汉朝,更成为商贾云集的东北重镇,特别是到了清代中叶,这个名字更是“财货通衢”、“名闻八闽,声达三江”的专属名词。《读史方舆纪要》[]说:“盖州卫,控扼海岛,翼带镇城,井邑骈列,称为殷阜。”那时,坐落于大清国脉发祥地长白山围拢的黑土地之上,盖州烽堠墩台,森布丽列,控青齐,蔽全辽,三面扞敌[③],其蓝色文明(盖州是地处东南沿海的环形城市,西靠渤海,是东北地区最近的出海口)逐渐演绎成塞外繁华与富庶的向往,每每牵引商贾的脚步自八方赶来。

其实,早已知道,古籍里的盖州,那个曾见证过多少王朝变迁和文人墨客情怀吞吐的盖州,经历过风雨的淘洗,时光的磨砺,只余些许残垣断瓦的遗迹供人凭吊了。然而,那些遗迹又分明是一部厚重的大书,泛黄扉页下,曾经的变迁与丰美,又吸引人们溯游而上,去追寻往昔的雪泥鸿爪,去反思过往的兴衰变化,去体悟它的蜕变与成长。

一路北向,脚下该是古城的南北中轴线了。这里便是史籍记载的繁华所在,此刻紧挨着的店面,占着道路的小摊,以及往来的男男女女,不绝于耳的叫买叫卖声,是不是当年繁华的样子呢?午后阳光懒懒的,把影子斜斜画在路面上、墙上,心里却猛地生出一丝不安:还有谁记得这座古城的过往吗?比如她的另外一个名字——辰州[④]

路尽头,一座城楼式的建筑横在路中央,往来车马行人自券门[⑤]进进出出。

这里并非城门,南城门距此尚有350米——明朝时加固盖州卫城[⑥],将南墙向南迁移,以原墙夯土在南面筑起一面新墙,原来威风凛凛的南门就此便孤零零留在了城中。再后来,人们在上面建了两座小亭,分别放置了钟和鼓,南门便改名钟鼓楼了。

那远处山峦隐隐在灰白雾霭中危坐,那曲折大清河在冬阳下分界两岸,那密密挤在一起的红瓦顶、灰屋脊,藏着这座古城平凡的人间烟火——置身钟鼓楼上,游目四望,虽然清咸丰四年(1854年)丁文浚《重修盖平县钟鼓楼碑记》[⑦]中“登斯楼也,俯视城中,街市衢巷……商艘渔舟,桅樯在望。时当夕照,尤觉金波耀目”的景象已然不再,千百年来王朝兴替也只余断瓦残垣,纵然还有明清古街在扑地闾阎中努力直起身子诉说繁华往昔,高楼大厦却已四面围来,在喧嚣车声与鼎沸人语里,钟鼓楼突兀地立于斯,默默地与周遭矗立的现代化城市对峙。

钟鼓楼平面呈长方形,长37米,宽14米,楼座正中是刚刚穿过的券顶门洞。明洪武五年至九年,这里结束了做为旧城南门的使命,盖州指挥吴玉一声令下,扩城灰土未散,钟鼓楼的名字就载入了方志。然而,就是这区区之地,上则看日出日落,冷眼兴衰变化;下则过人来车往,川流浮生故事。抚摸着苍黑的墙砖,斑斑驳驳,凸凸凹凹,指尖微微刺痛,或是当年金戈铁马的余威未歇?或是戍守的戒心仍在?历史风烟在这里涂抹元气淋漓的画卷,岁月锋刃在这里一刀一刀镂刻时空的记忆,隘口、城堞、角楼、女墙……仍可见昨日的凛凛威风与气派,那沉甸甸的青砖还试图讲述历史的苍苍复凉凉,而游人眼里却往往摄入一个打卡的风景,快门闪过便以为定格的记忆已经永恒。

靠着女墙看过去,钟亭居东,鼓亭在西,中间是观音阁默默看日影在青砖上踽踽,阁后大慈宝殿六百多年过去不动声色,似乎仍趺坐在当年晨钟暮鼓的禅意中。观音阁面阔一间,进深两间,硬山式木架结构,上覆青瓦,下为朱色圆柱支撑。脊上鸱吻矫首向天,垂脊还有几只跑兽。前沿正中柱上悬着蓝底金字匾一块,阴刻“观音阁”,题款为“大明洪武九年”。檐柱楹联东言“山环平郭”,西曰“海抱连云”,那是书法家沈延毅[⑧]所题,笔力苍劲雄浑,钩折转环之间,隐然古风。阁后大慈宝殿青砖墙青瓦顶,亦是木架结构,门额款题亦是“大明洪武九年”。殿阁相依,互为照应,却并未给人以拥挤之感。倒是几处款识一再强调“大明洪武九年”,仿佛有那么一丝的不自信,生怕后人不识泰山,以至于矮了自家身份。

观音阁前近女儿墙[⑨]处,一座青石碑立着,虽然碑身修补痕迹赫然,其上文字却大都清晰可见。这便是“乾隆十九年重修盖平鼓楼记碑”。就那么朴拙立着,午后昏黄阳光下愈发显得破旧,那些被岁月反复打磨过的文字一旦闯进视线,历史就被惊醒了,岁月也被惊醒了,一个个落满尘埃故事被惊醒之后纷纷前来注脚。它们纷至沓来,从遥远的时空,来不及拍去身上的灰土,来不及擦净沙场的血痕,操着不同的口音,争着要告诉我那些湮没已久的往事。

明清以来,钟鼓楼既是报时之需,亦为报警之用。报时则不必说,每遇火情,人们根据“东三西四南五北六紧七慢八”的钟鼓声,便可判知火灾发生的方位。盖州钟鼓楼至少在清乾隆二十九年还是坚持报时的,据《重修盖平鼓楼碑记》记载:“僧斯楼之住持,兹楼邑中之香火,邑之晨昏更筹,与夫水火不虞,皆于楼之钟先教之,望视其倾颓而不一为之修葺焉,可乎哉?”[⑩]此中所言,“晨昏更筹”和“水火不虞”就是报时和报警。自建成之日,钟鼓楼便静观百姓日出而作、日暮而息,静观世事变迁、王旗变换。那一声声浑厚的呼唤不仅仅是时光流转、福祸平安,更见证了一页页云涌风起的历史画面,此刻,在静默中向后人诉说着那些灾难岁月,在静默中与我们共享当下的幸福时光。

时至今日,绝大数盖州人恐怕也不知道,钟鼓楼上的大钟只是一个“替代品”,最初那口大钟早已远走高飞了,当然,有许多人曾在别处见过它。试想,那大钟钟体通高2.1米(纽高30厘米),口径1.24米,重六千斤,体形圆正,口径大,向上微有收分,顶部呈半球形,上置蟠结双龙纽,口缘为波曲状,其上铭文文字不长[],书法和刻工也不算精美,但工整清晰。整座大钟厚重雄伟、铜质纯净,当你与他邂逅,又怎能不惊叹于它的美观与大气?只是,流连不去且为之啧啧不已时,却不知道盖州曾是它的故乡。这座蟠结双龙纽大钟原属宋朝乐寿觉道寺,辽伐宋时,把抢掠来的这口大钟作为战利品运抵辽地,后赐予感圣寺。辽末,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发兵攻辽,大钟毁于这场战火。金海陵王[]天德三年,仿原钟形制,重又铸了一口新钟,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蟠结双龙纽大钟[]。金、元、明三朝五百零六年,这口大钟竟然从内蒙昭乌达盟宁城县的“感圣寺”“出走”,出现在千里之外的辽南盖州城。据《满文老档密录》所载:明神宗万历四十七年(1619),后金努尔哈赤在萨尔浒之战中击溃明军在辽东的主力,于后金天命六年(1621年)驱师辽沈,一路南下,旌麾所向,开原、铁岭、沈阳、辽阳、复州、盖州等城池纷纷束手。五月巡视盖州之时,地方官员将大钟献与努尔哈赤。一向以金朝后继者自居的努尔哈赤见此金朝遗物,顿觉这是吉兆,何况战事顺心,更是喜出望外,称大钟为“吾远祖遗物”[],献钟官员得了重赏,连将大钟搬运至辽阳的官员们也“宜酌加升赏,以示鼓励”。清太宗皇太极继位后,对此钟仍是喜爱有加,增拓沈阳城之后,于崇德二年(1637年)秋增建钟、鼓二楼,金代大钟几经辗转后,悬挂在盛京的钟鼓楼上,且得名“盛京定更钟”[]。此后三百余年,沈阳的官署商贾军民便听其号令晨兴暮息、起居活动。晚清诗人缪润绂[]《沈阳百咏》诗云:“钟打谯楼第几更,八关接续听锣鸣。狺狺中有谁家犬,吠入深宵不断声。”静谧的夜晚,狺狺犬吠在大街小巷里追着浑厚的报时钟声,跑遍了全城的角角落落,一直跑进清王朝最后一缕瑟瑟残阳。

而今,那蟠结双龙纽大钟已经在沈阳故宫博物院安家落户了[]。盖州钟鼓楼上悬着的大钟为铁制,高约1.2米,宽约0.75米,无论材质、身高或是身世,即连名气都逊于金代大钟,但也绝非一般俗品。据钟上铭文所言,此钟铸于清乾隆五年(1740),原为盖州城东二十里方家屯永安寺所有。文革时期,永安寺被毁,大铁钟被村民挂在村口的大柳树上,后来县文物管理所将它安放在盖州城内的钟鼓楼。只是,钟鼓早已不鸣,但作为盖州历史文化坐标,它与老城区的明清一条街一起见证着古城在大时代的滚滚洪流中焕发新的生机。

仍然沿着花岗岩条石台阶拾级而下,出了钟鼓楼西北角东向的山门,门两侧的石雕狮子默默相送。

举首上望,数百年以降,风蚀、雨打、雪剥、霜侵、雷劈、电闪,这钟鼓楼的面貌变得粗糙、粗粝,甚至烽火劫余满是疮痍,有些简陋、丑陋,但是,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是平平仄仄,它在历史的扉页下醒着,它在岁月的深处吟唱着,也许,这就是古城的灵魂——厚重、悲壮、沉默、坚韧。

《全辽志》记载:盖州上帝庙,原称元贞观,位于盖州城西门里。

《盖平县志》(康熙二十一年)记载其为玄贞观,“城西门内,即今上帝庙。”

《盛京通志》载:元真观,在城西门内,今名上帝庙,正殿五楹,配庑五楹,山门三楹。

《辽东志》记载:盖州卫有玄真观,在西门里。

《东三省古迹遗闻》记载:上帝庙位于盖平城内西南隅……内部共分八十一间,有柱四,皆以木片堆成,中空,偶像亦高大绝伦。至构造之精巧,为近代所无。木工之精于技术者,欲仿效焉。终不得其梗概。

盖州民谣:唐修塔,明修圈,清朝修的好寺院。先有上帝庙,后有盖州城。三山不显,五桥不现,一步两井,护城河绕盖州转。[]

这些文字,曾澎湃起我许多遐想——上追战国汉唐,历经元、明、清,以至如今,千百年季候流转,这个辽东半岛军事重镇烽火燃过狼烟点过干戈起过,战乱剧目联袂在历史的扉页下演出。这里,玄真观,无数次在我脑海浮现。

玄贞观大殿始建于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清代因避清圣祖康熙(爱新觉罗·玄烨)的名讳,改玄为元,故又名元贞观。庙中供奉的是北方玄武大帝,即玄天上帝,所以民间俗称为“上帝庙”。辽东在古代是边疆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孕育了特殊的文化,真武庙的修建就是突出的表现之一。究其原因,众说纷纭。玄武是二十八星宿中北方七宿斗木獬、牛金牛、女土蝠、虚日鼠、危月燕、室火猪、壁水獝的总称。屈原《远游》诗云:“如玄武而奔属。”因玄武七宿形如龟蛇,故洪兴祖[]为此句注释称:“玄武,谓龟蛇。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鳞,故曰武。”七宿之中有斗宿,道教重视斗宿崇拜,称“南斗主生,北斗主死”[21],即生命之寿夭,乃北斗所主,故欲求延生长寿,必求真武大帝。再如,南朝范晔《后汉书·王梁传》云:“玄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之官也。”《重修纬书集成·卷六·河图》云:“北方七神之宿,实始于斗,镇北方,主风雨。”由是可见,辽东地区修建真武庙或是地处北方,尊真武而“镇”之,且求其寿延无疆也。有明一代,辽东各卫城、所城和堡城[22]都要修建真武庙,特别是明成祖朱棣即位后,下诏封真武为“北极镇天真武玄天上帝”,一时间,真武大帝声势显赫,稳稳坐住了北方最高神的位置。此后,真武信仰也成为辽东民俗活动的重要内容。

辽东境内众多真武庙已荡然无存了,而盖州玄贞观仍伫立于繁华市井之中,给研究明代辽东文化留下一个完整的标本。

玄贞观自建成后也是命途多舛,原有正殿、东西配殿、钟楼、鼓楼、山门、左右耳门、会房等诸多建筑,现仅存正殿、山门和会房。尽管如此,这座工艺精巧、古朴典雅得与周围现代化繁华有些格格不入的庙宇,多少年来,热闹中独守寂寞,变迁中沉淀厚重,却又一直敞开大门,迎送着来自四方、心思各异的访客。

玄贞观大殿为木架结构,是面阔五间、进深三间显四间的庑殿式建筑,屋顶青瓦覆之,简瓦作中,出檐深远。正殿屋面有四大坡,前后坡面相交,形成一条正脊,两侧屋面与前角屋面相交,又形成四条垂脊。屋角和檐角向上翘起,俨然“高啄”之态。正脊与垂脊都有数量不等的跑兽,远远望去,形态生动,隐隐有奔走之势。

于是,“五脊六兽”的典故便想起来了。一条正脊,四条垂脊,是为“五脊”。正脊两头各有一兽,名为鸱吻。鸱吻(又做“螭吻”)本是古代神话中鳞虫之长——龙的九子之一。这位龙子好在险处张望,也喜欢吞火。据《太平御览》载:汉相梁殿灾后,越巫言:海中有鱼虬,尾似鸱,激浪即降雨,遂作其像于尾,以厌火祥。“鱼虬”是螭吻的前身,螭吻属水性,用它作镇邪之物以避火,民间也称鰲龙。古代建筑正脊以此为饰物,其意正是基于此。中国宫殿式建筑的垂脊最前端多为“骑凤仙人”,玄贞观亦是如此。这个“骑凤仙人”是王者手持象征王权的玉圭、骑着凤凰的形象,据说,此形象来自齐湣王[23]。齐湣王在位时败楚国、败秦国,吞宋国,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晋,欲并周室,自称天子。他既树敌于四面,又无道于百姓,于是,前284年,乐毅统帅燕、赵、韩、魏、秦五国联军讨伐齐国(战争开始后楚也加入联军)。两军激战于济水之西,尽管齐国实力强大,但群殴之下临阵偏又心生犹豫,企图退兵,遂一败再败,被追到济水[24]。前有大河,后有追兵,一时间无路可走,齐湣王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无奈之下打算横剑自刎。恰在此时,天降凤凰,齐湣王拼命爬到凤凰背上,这才离了险地。后来人们就把“骑凤仙人”的形象置于屋脊最前端,取天不绝人、遇难呈祥之意,又兼腾空飞举之愿景。

在骑凤仙人身后,往往跟着数量不等的走兽,他们或与水有关,取驱除火灾之意;或是有翅能飞,取神能通天之意;或是勇武威猛,取守正辟邪之意,当然,其中还彰显“圣天子百神护佑”执念。它们的排列顺序,那是有规矩的,工匠们称之为“一龙二凤三狮子,海马天马六押鱼,狻猊獬豸九斗牛,最后行什像个猴”。至于垂脊之兽的数目,根据建筑物的规模和等级的不同,放置的数目也是不同的。屋脊上的神兽越多,主人的地位也就越高,当然,神兽的数目是不能随便多的,一般说来,古代屋顶上脊兽最高品阶为9只,只有北京故宫太和殿的飞檐之上多加了一只行什,十种脊兽一齐上阵,彰显皇权的至高无上,这也是中国现存古建筑中所仅见的,成为整个中国古代建筑中最独特的形式。

玄真观垂脊六兽应该是狻猊、斗牛、獬豸、凤、狎鱼,但究竟姓甚名谁,翻遍手边的资料亦未得其名,这确乎觉得有些遗憾。不过,在北方尤其是辽东地区,这“五脊六兽”(又作“屋脊六兽”,“无稽溜兽”等)却别有深意。宋朝吕蒙正[25]曾有诗云,“兽头本是一团泥,做尽辛勤人不知。如今抬在青云里,忘却当初窑内时。”[26]在诗笔之下,屋脊之兽忘根本、远正道,贬斥之意昭然纸上。辽东地区则常常用以形容那些劣迹斑斑者,并且为这六兽取了名字,最前面的叫走投无路,次为跟腚帮咬、犀牛望月、海马朝云、添油拨灯,末者名为赶尽杀绝。据说他们都不务正业好吃懒做,更浑水摸鱼拨弄是非,故世间无处愿意收留他们,于是只能栖身屋脊,受尽日晒风吹雨打。纵然时代变迁,惩恶扬善的是非观念从古至今都是一致的。

起初,不管是“骑凤仙人”,还是脊兽,并没有今天这些说法。只不过中国古建大都为土木结构,屋脊由木材上覆盖瓦片构成。檐角前端的瓦片处于最外面的位置,要承受上端整条垂脊瓦片向下的“推力”,如果毫无保护措施,很容易被大风吹落,因此,人们最初用瓦钉来将其固定,在对钉帽的美化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各种形象。比如骑凤仙人,只是用于固定垂脊下端的第一块瓦件,而这些脊兽的作用主要是为了保护木栓和铁钉,防止漏水和生锈,实用才是它们自身的价值所在。因为骑凤仙人也好,脊兽也罢,都与传说拎不开关系,后来,这些小兽们不但能够明贵贱、辨等级,更被赋予了吉祥、驱邪等美好寓意。踞于屋脊上小兽们也就不再仅仅是一个物件、一个装饰,而是渐渐成为房檐上、屋顶上沉默的文化了。这被擎举在空中的脊兽文化独树一帜,至今仍演变发展着,在古建筑文化中以浓墨重彩的一笔让每一个遇见者都不得不施以注目礼,仰头读取那凝固的诗行。

玄真观最为人称道的当然不是五脊六兽,毕竟一个小小卫城米粒之光,又岂能与京师之地争日月之华,以斗拱为特色的木质结构才是玄贞观驰誉四方的根本所在。斗与拱是我国木质结构建筑中立柱和横梁交接处的支承构架,从柱顶探出的弓形木叫拱,拱与拱之间的方形垫木叫斗。拱架在斗上,向外挑出,拱端之上再安斗,逐层纵横交错叠加,就形成上大下小的托架,故名斗拱。因为位于柱与梁之间,所以由屋面和上层构架传下的荷载通过斗拱传给柱子,再由柱传到基础,是为荷载之用;斗拱向外挑出,可把最外层的桁檩[27]挑出一定距离,使建筑物出檐更加深远,造型更优美壮观,是为增距之用;斗拱构造精巧,造型美观,如盆景,似花篮,越高等的建筑斗拱越复杂、越美观,是为装饰之用;斗拱是榫卯结合,此结构颇似现代梁柱框架结构。构架的特节点不是刚接,遇有地震,榫卯空间结构会“松动”,却不致“散架”,消耗地震传来的能量,是为抗震之用。层层叠起的斗拱不施一钢一铁,四角擎起如巨大伞盖遮住殿身,不由你不惊叹古人的智慧!玄真观的斗拱与梁架构成了整个建筑的重头戏,斗拱之下是普柏枋[28]以及宽厚的阑额[29],再下则是立柱,二十六根立柱承担着整个屋架,使玄贞观大殿立于风雨之中近七百年而不倒。

古建筑中的榫卯是“巧夺天工”的中国智慧,是中国传统木艺的灵魂。早在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新石器时代它的身影就已经出现了,那是比汉字更早的民族记忆。翻开《营造法式》《鲁班经》[30]等典籍,榫卯的千万变化就会迎面而来:平榫、斜榫、对榫、全榫、半榫、燕尾榫、雌雄榫……古人的大智慧在如此简单的构造中痛快地挥洒着。榫为阳、卯为阴,一阴一阳,一盈一亏,互补共生,缺一不可。榫头插入卯口,相互咬合,成为一个严丝合缝的整体。一个整体连一个整体,最后形成了一个宏大而壮观的整体。即使有外力影响,榫卯结构互相作用,整个内部又会进行微妙复杂的平衡,从而保证建筑稳定,于是,或皇宫,或寺庙,或楼塔,或官署,或民居,千年不坏,万年不倒[31]

古时的匠人们用榫卯创造出一个浑然天成、天衣无缝的和谐世界。外观四称,含而不露,儒家的平和中庸成其形;内蕴阴阳,相生相克,以制为衡,道家的天人合一聚其神。起承转折都是活扣,拆卸组装不伤器物,每一栋古老的木构建筑,在阅尽无数雨雪风霜后,每一块支撑房屋的木头,甚至每一件家具的榫和卯都仿佛仍在感恩对方的存在。侧耳时,会有低语喁喁,榫对卯说:执子之手。卯对榫说:与子偕老。于是,阴阳相抱、虚实相生成就了地老天荒的陪伴。

也许扯的有些远了,回到玄贞观吧。多年以前,初访玄贞观时,这里已沦落成一个小小的游乐场,套圈、射击、卖小货……各色人等挤在原本就很局促的院子里,更有人口沫横飞、露背袒胸,那时,或多或少觉得有点遗憾,有点悲凉,有点莫名的愤懑。此刻,院子里是安静的,杂草不见了,路面平整了,围墙也将市井隔在外面了——玄真观终于恢复了应有的那种静穆。

院内原有古槐一株,仍依稀记得当年盛夏之际,枝繁叶茂,郁然荫遮,还有几棵柏树,蓊郁之时,亦颇能生“大隐隐于市”的出世之感。而每年六月初六祭祀日,香烟袅然,市人争趋,也算古城一处风景。

玄贞观正殿前有雍正四年重修庙碑一通,雍正四年捐资碑一通,花岗岩做两块,石刻莲花经幢座两块。又有文公德政碑一通,但不知其原本故物,亦或自他处迁于此。重修庙碑文字磨泐,几乎已无从辨识,唯文献中尚有只言片语,云:“上天之尊,星居紫府,位镇北极,荡妖驱邪,调元化赞,天功环海内外,隐受其福……”院内还存有一块《重修北极宫碑记》碑[32],是民国时郭春藻撰写的:“……古来凡有功德及民者,皆崇祀之玄帝,七世修行,铁杵磨針,道成正果,位司北极……故观其钩心斗角之巧者,咸叹为鬼斧神工……且雕甍画壁间,又从无鼠穴雀巢,非神灵呵护之所至哉?”字里行间满是自豪,俨然玄贞观的一纸宣言,任岁月剥蚀仍固执地向往来游客演说古辰州丰沛历史!

漫步玄真观,视线所及的殿庑残碑,脊檩上墨书的“大明洪武十五年四月二十九日吉日立阖郡官庶人等监造”等历次修葺的时间题记[33],以及梁枋与拱眼壁上绘着的宋锦、蟠龙、狮子、凤凰、麒麟、牡丹、博古等纹饰……这些文明的碎片穿越岁月,依然能让我们联想到当年的金碧辉煌、香火鼎盛的日子,是历史留下来的有形记忆。虽然他们并不言语,像一片片木叶飘落下来,落在时光的黄沙中,但它们却真真切切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时代的繁荣与昌盛。

踯躅于历史与现实的坐标之上,远望,是墙外繁华热闹的现代化城市,低眉是沉默的历史。阳光很浅,在地上速写玄贞观的轮廓。沉默的玄贞观在想些什么呢?是那些膜拜的信徒,那些衣上满是征尘与血迹的将士,还是顶着酷暑冒着严寒忙碌的工匠?

有时候,灼伤你的,就是这些被忽略、甚至被遗忘的风景。历史总以这种近乎残忍的方式提醒着我们:时间能建立一切,能推倒所有,却不能摧毁已经“筑成”的文明。

再辉煌的历史也将被岁月尘封,古城的曾经会被很多人淡忘,然而总有些什么会内化成基因,一代又一代传承下去。如今的古辰州,不见了离乡背井乞讨街巷的佝偻身影,也不闻鼓角铮鸣刀枪撞击的声音,纵目所及,是穿梭往来的人流汹涌,是男男女女擦肩时掩饰不住的笑容,是一家人安安静静不会被杀伐之声惊断的好梦。走在古辰州街头,分明感到厚重的历史正自岁月深处望着,你会把每一步都迈得很轻,很轻。

曾经的古城,市井攘攘喧嚣早已褪尽,沿着窄窄巷弄,随意便可拐进一座老宅,四合小院,微翘的檐角,雕花的廊柱,镂空的窗棂,一吸一呼间皆是被时光封存的味道,处处透着的古色古香又让人仿佛穿越回明清的慢时光、旧时光。

历史长河日夜翻涌奔流,排空的水浪拍打淘洗着2400多年的古城,却始终淘不尽古城积淀的文明。盖州古城,有着大唐的华丽大气,辽金的优雅深沉,明清的市井文化,这是盖州古城历史最迷人的地方,它有足够的复杂性和纵深感,一旦走进去,你就无法自拔。

也许你会说,断墙残垣有太多悲怆的况味,但你可曾感觉到,在这斑驳残破的青砖瓦当中,正涌动着一种生命的力量,一种从远古而来、向未来而去,应和着长江、黄河脉动的力量,这又怎能不让人怦然心动呢?

古辰州,历史的踩踏碾压之后,你仍艰难地自千百年烽燧中挺直脊梁,将镞矢如雨、战马嘶风的一页历史,铺展在浩阔的天地之间!

古辰州,在渤海之滨,在大清河畔,正焕发勃勃生机,奏响更加宏伟豪迈的时代乐章!

2022127——326日一稿

327二稿

328三稿



[]大清河,是辽东半岛中部的一条中型河流,发源于辽宁省大石桥市建一乡东大岭。河道大半在盖州市境内,由东向西,经榜式堡、高屯、团甸、暖泉、东城、西城、太阳升、团山、西海等乡镇,在盖州西海注入渤海。河流全长100.7公里,流域面积1482平方公里。

[]《读史方舆纪要》清初地理著作。原名《二十一史方舆纪要》。顾祖禹(1631-1692)撰。祖禹字景范,号宛溪先生,江苏无锡人。他自顺治十六年(1659)开始编纂该书,前后历时二十年成稿。《读史方舆纪要》综记“山川险易,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兴亡成败得失之迹”,具有浓厚的历史军事地理学特色,其核心在于阐明地理形势在军事上的战略价值。全书参考二十一史、历代总志及部分地方志书达百余种,集明代以前历史 地理学之大成,在当时即被誉为“数千百年所绝无仅有之书”。

[]语出《盖州重修城东西楼记》,明工部给事薛廷宠撰。薛廷宠(生卒年不详)字汝承,福建人。明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曾任工部给事,后为都给事中。

[]战国时期盖州属燕国辽东郡,辽于建安城置辰州,故盖县有古辰州之称。

[]券门古代由于平时不少士兵是守在城下的,一旦有战事发生,即要登城参加战斗,所以在长城内侧每隔不远就建有一个圆拱形小门,称作“券门”,有石阶通到城墙顶上。

[]《奉天通志》记载:盖州卫城,辽辰州旧址。洪武五年(1372年),指挥吴玉因旧土城修筑。九年(1376年),展筑南面,砖石包砌。

[]《重修盖平县钟鼓楼碑记》:丁文浚撰。石碑现存放于盖州钟鼓楼上,现已残破。此碑青石,此碑青石,碑身高1.58米;宽75厘米;厚19厘米。碑头高约:0.78米;宽82厘米;厚21厘米。六孔双龙戏珠碑头。碑头碑阳碑阴分别镌刻“万古流芳”、“永垂不朽”。丁文浚:(18111885),字心泉,盖州市新华(原常贾园子)村人。道光己亥年(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中举人。光绪十一年(1885年),因积劳成疾,卒于任上,终年74岁。有诗稿存世。

[]沈延毅(19031992),字公卓、攻昨,号述菊、天行健斋主,出生于辽宁省盖平县(现盖州市)城东古台村,沈延毅书法魏晋唐,以魏体行书闻名当代。

[]女儿墙:又名孙女墙,是建筑物屋顶周围的矮墙,主要作用除维护安全外,亦会在底处施作防水压砖收头,以避免防水层渗水、或是屋顶雨水漫流。

[]《重修盖平鼓楼碑记》:此碑现存盖州钟鼓楼上,碑文选自《营口市文物志》。

[]盛京定更钟阴刻铭文,楷体竖书汉文16行,计175字。

[]完颜阿骨打(10681123),女真族,汉名完颜旻,会宁府会宁县(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金朝开国皇帝,完颜阿骨打作为女真部落联盟首领,完成了建国、灭辽两件事业,推动女真族的历史进入一个新时期。收国元年(1115年),金太祖在建立金国后,立即向辽朝的黄龙府进攻。

[]完颜亮(11221161),字元功,本名完颜迪古乃,会宁府会宁县(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金朝第四位皇帝、文学家,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之孙。

[]金代大钟是辽承天皇太后于统和十七年南侵破乐寿时所掠,归赐统和四年建的感圣寺,金天辅六年初毁于兵火,天德三年重铸。

[]吾祖遗物”:努尔哈赤这样说是因为金朝是女真族所建,努尔哈赤也是女真人,所以他认为铜钟是他先祖的遗物,而且大钟上有一段铭文是这样的:应历八年,承天皇太后破乐寿觉道寺,获大钟一颗,赐感圣寺,因兵火毁坏,至大金天德三年闰四月十日辰时再铸,重六千斤并记。铭文中的承天皇太后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辽国萧太后——萧燕燕。她是辽景宗之后。铜钟是萧太后攻破北宋的乐寿县(今河北献县)后从觉道寺缴获的,后来赐给了位于辽中京(今赤峰市宁城附近)的感圣寺。在金灭辽的战争中,铜钟被毁。金天德三年重铸,重6000斤。所以努尔哈赤认为铜钟是其远祖遗物并没有错。

[]有关数据源自《盛京定更钟考,李仲元、王明琦合撰,原刊于《故宫博物院院刊》。

[]缪润绂(18511939),原名裕绂,满族,汉军正白旗人,字东霖,号钓寒渔人,沈阳人。缪润绂著有《舍光堂文集》《沈阳百咏》《陪京杂述》等多部作品,特别是他在光绪四年(1878年)写成的《沈阳百咏》,雕版付印后,一时被争相传诵。《沈阳百咏》里的诗作多是竹枝词,内容多记录了沈阳城当时的景物、史实、风土礼俗及社会时尚。

[]目前,这口铜钟存放在沈阳故宫博物院中,成为最重的镇馆之宝。

[]大殿明间脊檩下钉有木牌题记,牌上墨书“大明洪武十五年四月二十九日吉日立阖郡官庶人等监造”,由此可知,玄贞观建于洪武十五年,而洪武四年(1371年)改盖州为盖州卫,翌年改筑新城(今盖州市区),所以,民谣之说并不可靠。

[]洪兴祖(10901155),字庆善,号练塘,丹阳(今属江苏)人。校雠考异,匡谬抉微,博引存佚,品评公允等四个方面,是洪兴祖《楚辞补注》的主要特色,亦是洪兴祖对楚辞研究的巨大贡献。

[21]原文出自《搜神记》:南斗注生、北斗注死。

[22]明代辽东镇的防御体系以城堡为依托,以军队为防守,而城堡依次分为镇城、路城、卫城、所城和堡城五级。

[23]齐湣王田地(?~前284年),妫姓,田氏,名地,战国时期田齐第六任君主,齐宣王之子。前302年,即位之后,掀起秦齐争霸的斗争。发动垂沙之战,大败楚国。函谷关之战,大败秦国。吞并富有的宋国,自称东帝。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晋,欲并周室,自称天子。前284年,乐毅带领五国联军攻破齐国七十二城,齐湣王出逃莒城,被楚将淖齿所杀。

[24]济水:古水名,曾与长江、黄河、淮河齐名并称四渎。古济水的中下游主要在今河南、山东境内。

[25]吕蒙正(9441011),字圣功,河南洛阳人,祖籍在今莱州市城港路街道军寨址村。北宋初年宰相。

[26]出自清代褚人获《坚瓠二集》。

[27]桁和檩是一个意思,桁就是檩,桁(檩)大多是圆木,平行于屋脊,而且最高处的桁(檩)上面盖上瓦就成为屋脊。

[28]建筑构件。放置在阑额和柱头之上承托斗栱的扁方枋木。

[29]阑额一般指额枋。额枋也叫檐坊,是中国古代建筑中柱子上端联络与承重的水平构件。

[30]《营造法式》:北宋时期李诫编撰,成于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是中国古籍中最完整、最具有理论体系的建筑设计学经典,标志着我国古代建筑技术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是中国古代设计思想理论发展的重要界碑。《鲁班经》是我国古代流传于民间的一部建筑营造类典籍,其对于我国南方的古代建筑,特别是民间的建筑营造具有长期深远地影响。全书目录计为六卷,目前可见仅为三卷。《鲁班经》是罕有的古代建筑文化奠基之作,还是一部古代家具设计制造的实用经典。

[31]1937年,建筑学家梁思成教授于山西五台山发现佛光寺,这座庙宇建于唐朝时期,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时间,是目前发现年代最为久远的现存木质古建筑。该建筑历经千年的战乱和灾害,依旧傲然矗立,安然无恙。

[32]北极宫:即盖州玄贞观。《重修北极宫碑记》碑现立于盖州玄贞观大殿前左侧,通高2.4米,宽74厘米,厚18厘米,青石。原碑座已不存。碑身正楷竖书14行,满行64字。郭春藻,字荫轩。盖平第七区荒地人,优附生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国文教员。善读书、能文章。民国八年参与修刊《盖平县乡土志》,民国十九年参与编撰《盖平县志》。

[33]梁檩上还有后金天聪九年(公元1635)、清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清同治四年(公元1865)、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等四次修箸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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