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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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赋贵在章法严谨,骈赋起结比较自由。
文章来源:原创 访问量:1766 作者:宋政权 发布:翰林编修 首发时间:2022-02-20 19:17:06
关键词:诗赋网
编语:
赋人也好,赋家也好,新手也好,老成也罢,都要不断给自己加点分量,才会长写长新,不断提升自我水平。自己的水平提高了,整个中辞的整体水平,也会提高
律赋贵在章法严谨,骈赋起结比较自由。
宋政权 三余草堂
我喜欢汉大赋的铺张扬厉、文绣鞶帨的夸饰;结构宏大、场面雄伟壮观,富有气魄;词汇丰富,文采华茂;铺陈渲染,含纳颇丰。赋者,敷也,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就是说,赋是直接铺陈叙述,是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赋是直陈,是铺叙,适合于淋漓尽致地表情达意。但是律赋章法严谨,韵律严格,也要学会一点,写的不好也没关系,就是爱好,就是玩,已过古稀之年,还能干啥,自得其乐,开心就好。文如其人,写作是心灵的迹化,意识的流动。要有自身的特点,风格即人,古法虽好,也不能都是一个模式,要不断变换手法,有时可能不合章法,规矩,不能尽随人意,但是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为了怕写的文不慎跑掉,我都是先发初稿,再回头慢慢修改,一次,十次乃至百次。文章都是改出来的。更喜欢朋友们评头论足,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善意的批评,就是良药,苦口利心。我们要有敢于批评,敢于接受批评的勇气,才能提高。
律赋贵在开篇破题。律赋,指有一定格律的赋体。其音韵谐和,对偶工整,于音律、押韵都有严格规定。为唐宋以来科举考试所采用。 宋陈鹄《耆旧续闻》卷四:"四声分韵,始於 沉约 。至 唐 以来,乃以声律取士,则今之律赋是也。" 姚华 《论文后编?目录中》:"今赋试於所司,亦曰律赋。时必定限,作有程式,句常隔对,篇率八段,韵分於官,依韵为次,使肆者不得逞,而谨者亦可及。自唐迄清,几一千年。"--引自《汉典》当代赋学名家马积高先生《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述》云:“盖律赋本从骈赋变出,其区别主要在于:骈赋不限韵,律赋则限韵;骈赋虽多偶句,一般只求大体整齐,律赋则基本上全是俳偶句,只可稍有变化;骈赋起结较自由,律赋则开头一般必须破题,承结亦多有恒式;骈赋长短不齐,律赋一般限四百字左右。”比较律、骈二体特征时首举限韵,可见也认为限韵是最重要的区别。
宋初人孙何云:“惟诗赋之制,非学优才高不能当也。破巨题期于百中,压强韵示有余地,驱驾典故,混然无迹,引用经籍,若己有之。咏轻近之物,则托意雅重,命词峻整;述朴素之事,则立言遒丽,析理明白。其或气焰飞动,而语无孟浪,藻绘交错,而体不卑弱;颂国政,则金石之奏间发,歌物瑞云日之华相照,观其命句,可以见学植之深浅;即其构思,可以见器业之小大。穷体物之妙,极缘情之旨,识《春秋》之富艳,洞诗人之丽则,能从事于斯者,始可以言赋家之流也。”
试赋命题限意限韵的实质是出难题。因而后来出题趋向偏难。其限意则从经、史、子、集出题,其限韵则有二字至十七字韵脚,有以四声为韵及四声两周为韵等。中唐以后士人多习律赋,颇有名家,如白居易、白行简兄弟及贾谊、王起等,晚唐黄滔更精此道,都有不少律赋传世,但佳作甚少。大致说来,律赋格律形成于唐文宗大和年间,一般以四言二句八字为韵立意,八韵要求依次四平四仄。到宋太宗太平兴国九年(984) ,诏令试进士律赋,都以八字四平四仄依次为韵。其后虽不严格遵循,但律赋格律大体依此为准。 唐代闱场考卷不糊名,因为录取还需看举子“素学”,故考前要“纳省卷”与“投行卷”,宋代已废卷糊名,取舍一決于闱场,这使举子的“素学”仅见于试卷,所考之赋更多地承负学问,也是顺理成章的。落实到考试文本,唐宋闱场赋也就有了明显不同。因对“敏速”态度的差异,唐人闱场赋多“观才”,而宋人则多“观学”,这也是宋太宗自负出题“渊奥”,需要举子“研穷意义”的道理。刘克庄《李耘子诗卷》比较唐宋考文曾说:“唐世以赋诗设科,然去取予夺一决于诗,故唐人诗工而赋拙。……本朝亦以诗赋设科,然去取予夺一决于赋,故本朝赋工而诗拙。”所言“本朝赋工”,正与闱场赋“研穷意义”有关。由于唐人“观才”,才又在“露”,所以唐代闱场赋才华显露首在“破题”,最典型的是王定保《唐摭言》卷八所载李程闱场试《日五色赋》破题“德动天鉴,祥开日华”获得“状头”之事,以致后世反复言说,成为经典。
破题是律赋最重要的一环。泛指文章的开头。唐宋时应举诗赋和经义的起首处,须用几句话说破题目要义,叫破题。破题既要贴切题意,笼罩全文,又要开门见山、出手不凡。如唐代李程的名作《日五色赋》的破题曰“德动天鉴,祥开日华”两句包蕴全篇,气象高华。日五色:指日晕有青赤黄白黑五色。青、赤、白、黑、黄五种颜色。古代以此五者为正色。《易传》曰:“圣王在上,则日光明而五色备。”《礼斗威仪》曰:“政太平则日五色。”《尸子》亦曰:“日五色,至阳之精,象君德也。五色照耀,君乘土而王。卢肇《天河赋》“ 惟天有河,是生水德。凌浩渺之元气,挂峥嵘之远色。所以正辰极,奠南北。”天上有银河,滋生着水的美德。高高渺渺,漂浮在自然的虚空元气之上。挂在天空,繁星密布,遥远而色彩飘渺。借着银河的流动,让北斗的斗柄能够有规律的围着北极星运动,银河也是顺应自然,处在天空的南北之间。起笔以四言散句起韵破题,接以长而续以壮,再以隔句深化。妙在长句之后接壮句,可谓是常法中求变。通篇句式灵活,与句意相扣甚紧,浑无拖沓不契之象。最妙是章法立骨。其中主脉,隐脉安排极见心思。通篇以银河喻配天子,但由起笔始,皆无丝毫歌功颂德之辞,只由赞美银河下手。迨至结笔,由渡结壮句带出,再以“悠矣久矣,配吾君之永宁”漫句点题,至此回旋山呼,气象不凡。王棨《芙蓉峰赋》“叠翠重重,数千仞兮。峭若芙蓉,非华岳之高掌,是衡山之一峰。”这是一首咏山的律赋,开篇点题,点出山之形态,峭若芙蓉,以及地理位置是衡山之一峰。据盛弘《荆州记》:“衡山有三峰极秀,一峰名芙蓉峰,最为竦桀,自非清霁素朝,不可望见。峰上有泉飞流。”范仲淹《金在镕赋》“天生至宝,时贵良金。在镕之姿可睹,从革之用将临。熠耀腾精,乍跃洪炉之内;纵横成器,当随哲匠之心。”此赋描写镕炼之中的金属,皆语义双关,不即不离,亦此亦彼,形象地强调了人才是千锤百炼而成的。清·李调元《赋话》:①范仲淹《金在镕赋》云:"如今区别妍媸,愿为轩鉴;傥使削平祸乱,请就干将。"文正生平实不负此四语。此等题须正寓夹写,考江都(董仲舒)本旨,言上之化下,如良冶之铸金。文正借题抒写,跃冶求试之意居多,而正意只一点便过,所谓以我驭题,不为题缚者。②范希文未遇时,作《金在熔赋》,人皆期其有将相器。”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47》云:":“汉以经义造士,唐以诗赋取人。方以假于物理,声谐字协,巧者趋之;经义之朴,阁笔不能措”律赋的破题开了八股文的先声。 如果将八韵的律赋,每联的出句、对句拉长一些,不押韵,那就可以看到一篇八股文。有些赋的较长句式与八股文简直没有二致。如《文德王之利器》里的长句:“人兵不战也,孰非屈尧舜之化;技击虽锐也,不足敌汤武之义。”读起来很近于明末金声、黄淳耀的八股文。
八股文每篇文章均按一定的格式、字数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破题”是用两句话将题目的意义破开,“承题”是承接破题的意义而说明之,起讲”为议论的开始,“入手”为起讲后入手之处.“起股”、“中股”、“后股”、“束股”才是正式议论,以“中股”为全篇重心.在这四股中,每股又都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故名八股文.
而所谓的股,有对偶的意思。八股文有一套相对固定的写作格式,其题目取自四书五经,以四书命题占多数。文章论述的内容要根据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等书而展开,不能随意发挥。每篇开始以两句点破题意,称为"破题"。然后承接破题而进行阐发,称为"承题",接着转入"起讲",即开始议论。后再为"入手",意为起讲后的入手之处。以下再分为起股(也称起比,提比)、中股(也称中比)、后股(也称后比)、束股(也称束比)四部分。末尾又有数十字或百余字的总结性文字,也称大结。从起股到束股,每组都有两排排比对偶的文字,共为八股,所以称为八股文。八股文的主要文义在于诠释经书的义理,并要求据题立论,所以很少有作者自由阐发的空间,而它的重要体裁特征便是对偶性。
八股文是科举考试专门采用的一种文体。八股文每篇文章的格式、字数都有严格的要求,文章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破题是用两句话将题目的意义破解开来;承题是承接破题的意义进行说明;起讲是议论的开始,开头二字要用“意谓”、 “以为”、“若曰”、 “尝思” 、“且夫”等起笔;入手为起讲后的切入之点;起股、中股、后股、束股才是进行正式议论,议论以中股为全篇的重心。在起股到束股这四股中,每股都必须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起来共八股,所以命名为八股文,也称“八比”。“股”或“比”,都是对偶的意思。也称时文或制艺、制义。
一篇八股文的字数,清顺治时为550字,康熙时增650字,以后又改为700字。八股文非常注意章法和格调,它本来是说理的古体散文,但是其能与骈体辞赋结合,构成一种新的文体,在文学史上自然有一定的地位。但是,从教育的角度而言,作为考试的文体,八股文从内容到形式都很呆板,应试者没有自由发挥的余地。这不仅使应试者的思想受到极大的束缚,而且形成了一种僵化的不良学风。八股弊端显而易见,一言以蔽之:僵化。顾炎武指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顾炎武是思想家,不谈文章作法,无可否认。但八股文在写作理论和技巧上也有独到之处。连吴敬梓也说:“八股文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
为文之道也讲天赋,灵感。有的人才华是从娘胎里带来的,如李白,天马行空,挥洒自如。管它什么“法”不“法”的,想到那就写到哪,意识流动,意到笔随,随手拈来即成佳构。但这样的天才千年不遇。更多的文人都像贾岛般苦吟,“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苦苦地摸索为文之道,和我们初学者差不多。写好是天赋,写不好是苦吟,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尽心尽力就好。关键是要有生活体验,鞭辟入理,文学创作源于生活。生活是文学创作最好的源泉,生活百态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最丰富的素材。只要用心,万物皆可赋。来源于生活的文学必须经过加工创造才能高于生活。文学创作的构思与物化阶段就是进行加工的过程,这一过程就需要作家的心脑并用。唯有头脑的精心思考再加上内心的情感,再结合谋篇布局,章法结构,作家的技巧,所创造出的作品才更能打动人心。游离生活的闭门造车是不可取的。骈赋创作,骈赋不限韵,律赋则限韵;骈赋虽多偶句,一般只求大体整齐,律赋则基本上全是俳偶句,只可稍有变化;骈赋起结较自由,律赋则开头一般必须破题,承结亦多有恒式;骈赋长短不齐,律赋一般限四百字左右。律赋创作时,在韵题字的选择上,有必要多琢磨琢磨,下些点功夫,力求韵题字浑融简切,好的韵字能与赋题有所关联,如唐代李程日五色赋 (以“日丽九华,圣符土德”为韵)起到一个破赋或承题的作用,不要随意截取八个字搭凑而成。李程在唐德宗贞元十二年(796)参加试举,写《日五色赋》,被批落榜。出考场后,正碰到从尚书省值宿完毕,准备回家的名臣杨于陵。杨于陵问李程他考试情况,李程从靴筒里掏出手稿给杨于陵看。开头词是:"德动天鉴,祥开日华。"杨于陵看完对李程说:"你如今应该做状元。将李程擢升为状元,前榜便不再收了(一说出榜重收)。李程后来仕途通达,出镇宣武军。听说有一个叫浩虚舟的人去参加博学宏词科的考试,也考这个题目。他担心浩虚舟的文章超过自己,专门派了一个仆人把这人的文章取来。拆封前,他还感到忧虑,等到读到浩虚舟的破题:"丽日辉煌,中含瑞光。"李程大喜道:"李程在里。"认为浩虚舟这破题解的意思,并未超越自己所解的范畴。如果韵题字设置的准确、出彩,确实能够开宗明义让人眼前一亮,从而引领观众继续读下去的兴趣。
写作是细活,慢工出细活,急不得。文章是改出来的,“文章不厌百回改”、“好句时时改,无妨说性灵”、“诗不厌改,贵乎精也”、“文章频改,工夫自出”、“数改求稳,一悟得纯”、“新诗改罢自长吟”、“点窜涂抹,及其成篇,殆与初作不侔”、“作文先贴于壁,时加窜定,有终篇不留一字者”,这都说明好的文章、好的诗,是改出来的。就象人的认识不会一次完整,一件精美的艺术品,总要经过不断琢磨和雕饰一样。修改的方法大致有删、补、调、换四种。删,就是删去不要的字、词、句、或者段。补,就是增补缺少或遗漏的词语。调,就是调整原有词句的顺序。换,就是更换一些不适当的词语。
古往今来,许多名家在文章的修改上留下了千古佳话。如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先后用了“到”“过”“入”“满”等十几个字,经过反复推敲,最后确定为“绿”字,它既表示春风吹到了江南,又展现出美丽的江南春色。鲁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就有许多关于字(词)的改动。如“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不久”原先是用“不远”,后把“远”字改为“久”,这一字之改,使用语更加准确。因为“从东京出发”,是在行动中,用“远近”的空间距离来说明,不够准确,而用时间概念的“久”或“不久”就准确得多。。特别是初学者,就如书法“描红”,“临帖”,每一个环节都不能省,每一个笔画、转折、提按,都要慢慢地体会。为文的奥秘,也是一样,只有规规矩矩,没有捷径可走。只有不断磨合,亲身体验加上丰富的阅历,多彩的生活实践,从中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把握了“大法”,量变就会上升到质变。刘开军先生对史学的论述,同样适用于赋学,摘录如下:“中国古代史学经过漫长的积累,逐渐形成一套“言之成理”的理论话语体系。这套话语体系中,小到一个字、一个术语或范畴,大到一种言说模式,都传递着古代史学精神。一个“稽”字,司马迁“稽其成败兴坏之理”,魏征“稽其乱亡之兆”,他们都用“稽”字表达关于历史盛衰的探索。一个术语“商榷”,刘知幾“商榷史篇,下笔不休,遂盈筐箧”,撰成《史通》,批判总结先秦至唐初的史学;王鸣盛取刘知幾“商榷”之义,名其书曰《十七史商榷》,考辨历代正史得失。一种言说模式,东汉荀悦谈到史学功能时说:“得失一朝,而荣辱千载”;刘知幾也说:“史之为用,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正是因为历代史家赓续使用,才使这些字、词、语逐渐固化为史家普遍接受的学术话语,并随着史学的发展不断丰富,形成一个体系。”“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零散到体系化,走过了数千年的历程。先秦时期是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体系的酝酿期,秦汉至隋唐五代时期是成长期,宋元时期是持续发展期,明清时期是成熟期。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体系产生于古代历史与文化传统中,形成了鲜明的特点。它在表述上,言简意赅,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之妙;在意蕴上,同一话语在不同时期的含义有差异,甚至一词多义、时代愈后内涵愈丰富;在精神上,它与中国文化的伦理性和资政性血脉相通。当前,史学界普遍认识到重建中国特色史学话语体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大有时不我待之感。在这个熔铸史学话语体系的关键时期,史学工作者需要在坚持中国史学本位的前提下,处理好“今语”与“昔言”、本土与域外的关系,同时从当代史学实践中提炼新的话语,为中国史学理论话语体系增添新的内容,这是新时代赋予史学工作者的使命。”(《刘开军: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形成刍议》)因此古法虽好,也是过时的黄花,还要自己认真把握,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周流六虚,唯变所适。前后相因,递变发展。不能一条道走到黑,一个模式玩到底,要有变化,万变不离其宗才好。郑樵名言:“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在话语模式上效法《淮南子》的“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庄子》曰“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清 纳兰性德 《与韩元少书》:“ 王伯安 以天纵之奇才,加心学之独得,故其为文如昆刀之切玉,快马之斫阵,为天地间第一种快文。” 既然喜欢了这种文体,就要不断地推出新的作品,写的好与不好都没关系,练练笔也好。俗话说“三天不练手生”时间长了不写,可能就会生懒惰之心,一年不写,连自己都会质疑自己的水平、能力,赋人也好,赋家也好,新手也好,老成也罢,都要不断给自己加点分量,才会长写长新,不断提升自我水平。自己的水平提高了,整个中辞的整体水平,也会提高
宋政权 三余草堂
我喜欢汉大赋的铺张扬厉、文绣鞶帨的夸饰;结构宏大、场面雄伟壮观,富有气魄;词汇丰富,文采华茂;铺陈渲染,含纳颇丰。赋者,敷也,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就是说,赋是直接铺陈叙述,是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赋是直陈,是铺叙,适合于淋漓尽致地表情达意。但是律赋章法严谨,韵律严格,也要学会一点,写的不好也没关系,就是爱好,就是玩,已过古稀之年,还能干啥,自得其乐,开心就好。文如其人,写作是心灵的迹化,意识的流动。要有自身的特点,风格即人,古法虽好,也不能都是一个模式,要不断变换手法,有时可能不合章法,规矩,不能尽随人意,但是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为了怕写的文不慎跑掉,我都是先发初稿,再回头慢慢修改,一次,十次乃至百次。文章都是改出来的。更喜欢朋友们评头论足,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善意的批评,就是良药,苦口利心。我们要有敢于批评,敢于接受批评的勇气,才能提高。
律赋贵在开篇破题。律赋,指有一定格律的赋体。其音韵谐和,对偶工整,于音律、押韵都有严格规定。为唐宋以来科举考试所采用。 宋陈鹄《耆旧续闻》卷四:"四声分韵,始於 沉约 。至 唐 以来,乃以声律取士,则今之律赋是也。" 姚华 《论文后编?目录中》:"今赋试於所司,亦曰律赋。时必定限,作有程式,句常隔对,篇率八段,韵分於官,依韵为次,使肆者不得逞,而谨者亦可及。自唐迄清,几一千年。"--引自《汉典》当代赋学名家马积高先生《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述》云:“盖律赋本从骈赋变出,其区别主要在于:骈赋不限韵,律赋则限韵;骈赋虽多偶句,一般只求大体整齐,律赋则基本上全是俳偶句,只可稍有变化;骈赋起结较自由,律赋则开头一般必须破题,承结亦多有恒式;骈赋长短不齐,律赋一般限四百字左右。”比较律、骈二体特征时首举限韵,可见也认为限韵是最重要的区别。
宋初人孙何云:“惟诗赋之制,非学优才高不能当也。破巨题期于百中,压强韵示有余地,驱驾典故,混然无迹,引用经籍,若己有之。咏轻近之物,则托意雅重,命词峻整;述朴素之事,则立言遒丽,析理明白。其或气焰飞动,而语无孟浪,藻绘交错,而体不卑弱;颂国政,则金石之奏间发,歌物瑞云日之华相照,观其命句,可以见学植之深浅;即其构思,可以见器业之小大。穷体物之妙,极缘情之旨,识《春秋》之富艳,洞诗人之丽则,能从事于斯者,始可以言赋家之流也。”
试赋命题限意限韵的实质是出难题。因而后来出题趋向偏难。其限意则从经、史、子、集出题,其限韵则有二字至十七字韵脚,有以四声为韵及四声两周为韵等。中唐以后士人多习律赋,颇有名家,如白居易、白行简兄弟及贾谊、王起等,晚唐黄滔更精此道,都有不少律赋传世,但佳作甚少。大致说来,律赋格律形成于唐文宗大和年间,一般以四言二句八字为韵立意,八韵要求依次四平四仄。到宋太宗太平兴国九年(984) ,诏令试进士律赋,都以八字四平四仄依次为韵。其后虽不严格遵循,但律赋格律大体依此为准。 唐代闱场考卷不糊名,因为录取还需看举子“素学”,故考前要“纳省卷”与“投行卷”,宋代已废卷糊名,取舍一決于闱场,这使举子的“素学”仅见于试卷,所考之赋更多地承负学问,也是顺理成章的。落实到考试文本,唐宋闱场赋也就有了明显不同。因对“敏速”态度的差异,唐人闱场赋多“观才”,而宋人则多“观学”,这也是宋太宗自负出题“渊奥”,需要举子“研穷意义”的道理。刘克庄《李耘子诗卷》比较唐宋考文曾说:“唐世以赋诗设科,然去取予夺一决于诗,故唐人诗工而赋拙。……本朝亦以诗赋设科,然去取予夺一决于赋,故本朝赋工而诗拙。”所言“本朝赋工”,正与闱场赋“研穷意义”有关。由于唐人“观才”,才又在“露”,所以唐代闱场赋才华显露首在“破题”,最典型的是王定保《唐摭言》卷八所载李程闱场试《日五色赋》破题“德动天鉴,祥开日华”获得“状头”之事,以致后世反复言说,成为经典。
破题是律赋最重要的一环。泛指文章的开头。唐宋时应举诗赋和经义的起首处,须用几句话说破题目要义,叫破题。破题既要贴切题意,笼罩全文,又要开门见山、出手不凡。如唐代李程的名作《日五色赋》的破题曰“德动天鉴,祥开日华”两句包蕴全篇,气象高华。日五色:指日晕有青赤黄白黑五色。青、赤、白、黑、黄五种颜色。古代以此五者为正色。《易传》曰:“圣王在上,则日光明而五色备。”《礼斗威仪》曰:“政太平则日五色。”《尸子》亦曰:“日五色,至阳之精,象君德也。五色照耀,君乘土而王。卢肇《天河赋》“ 惟天有河,是生水德。凌浩渺之元气,挂峥嵘之远色。所以正辰极,奠南北。”天上有银河,滋生着水的美德。高高渺渺,漂浮在自然的虚空元气之上。挂在天空,繁星密布,遥远而色彩飘渺。借着银河的流动,让北斗的斗柄能够有规律的围着北极星运动,银河也是顺应自然,处在天空的南北之间。起笔以四言散句起韵破题,接以长而续以壮,再以隔句深化。妙在长句之后接壮句,可谓是常法中求变。通篇句式灵活,与句意相扣甚紧,浑无拖沓不契之象。最妙是章法立骨。其中主脉,隐脉安排极见心思。通篇以银河喻配天子,但由起笔始,皆无丝毫歌功颂德之辞,只由赞美银河下手。迨至结笔,由渡结壮句带出,再以“悠矣久矣,配吾君之永宁”漫句点题,至此回旋山呼,气象不凡。王棨《芙蓉峰赋》“叠翠重重,数千仞兮。峭若芙蓉,非华岳之高掌,是衡山之一峰。”这是一首咏山的律赋,开篇点题,点出山之形态,峭若芙蓉,以及地理位置是衡山之一峰。据盛弘《荆州记》:“衡山有三峰极秀,一峰名芙蓉峰,最为竦桀,自非清霁素朝,不可望见。峰上有泉飞流。”范仲淹《金在镕赋》“天生至宝,时贵良金。在镕之姿可睹,从革之用将临。熠耀腾精,乍跃洪炉之内;纵横成器,当随哲匠之心。”此赋描写镕炼之中的金属,皆语义双关,不即不离,亦此亦彼,形象地强调了人才是千锤百炼而成的。清·李调元《赋话》:①范仲淹《金在镕赋》云:"如今区别妍媸,愿为轩鉴;傥使削平祸乱,请就干将。"文正生平实不负此四语。此等题须正寓夹写,考江都(董仲舒)本旨,言上之化下,如良冶之铸金。文正借题抒写,跃冶求试之意居多,而正意只一点便过,所谓以我驭题,不为题缚者。②范希文未遇时,作《金在熔赋》,人皆期其有将相器。”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47》云:":“汉以经义造士,唐以诗赋取人。方以假于物理,声谐字协,巧者趋之;经义之朴,阁笔不能措”律赋的破题开了八股文的先声。 如果将八韵的律赋,每联的出句、对句拉长一些,不押韵,那就可以看到一篇八股文。有些赋的较长句式与八股文简直没有二致。如《文德王之利器》里的长句:“人兵不战也,孰非屈尧舜之化;技击虽锐也,不足敌汤武之义。”读起来很近于明末金声、黄淳耀的八股文。
八股文每篇文章均按一定的格式、字数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破题”是用两句话将题目的意义破开,“承题”是承接破题的意义而说明之,起讲”为议论的开始,“入手”为起讲后入手之处.“起股”、“中股”、“后股”、“束股”才是正式议论,以“中股”为全篇重心.在这四股中,每股又都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故名八股文.
而所谓的股,有对偶的意思。八股文有一套相对固定的写作格式,其题目取自四书五经,以四书命题占多数。文章论述的内容要根据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等书而展开,不能随意发挥。每篇开始以两句点破题意,称为"破题"。然后承接破题而进行阐发,称为"承题",接着转入"起讲",即开始议论。后再为"入手",意为起讲后的入手之处。以下再分为起股(也称起比,提比)、中股(也称中比)、后股(也称后比)、束股(也称束比)四部分。末尾又有数十字或百余字的总结性文字,也称大结。从起股到束股,每组都有两排排比对偶的文字,共为八股,所以称为八股文。八股文的主要文义在于诠释经书的义理,并要求据题立论,所以很少有作者自由阐发的空间,而它的重要体裁特征便是对偶性。
八股文是科举考试专门采用的一种文体。八股文每篇文章的格式、字数都有严格的要求,文章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破题是用两句话将题目的意义破解开来;承题是承接破题的意义进行说明;起讲是议论的开始,开头二字要用“意谓”、 “以为”、“若曰”、 “尝思” 、“且夫”等起笔;入手为起讲后的切入之点;起股、中股、后股、束股才是进行正式议论,议论以中股为全篇的重心。在起股到束股这四股中,每股都必须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起来共八股,所以命名为八股文,也称“八比”。“股”或“比”,都是对偶的意思。也称时文或制艺、制义。
一篇八股文的字数,清顺治时为550字,康熙时增650字,以后又改为700字。八股文非常注意章法和格调,它本来是说理的古体散文,但是其能与骈体辞赋结合,构成一种新的文体,在文学史上自然有一定的地位。但是,从教育的角度而言,作为考试的文体,八股文从内容到形式都很呆板,应试者没有自由发挥的余地。这不仅使应试者的思想受到极大的束缚,而且形成了一种僵化的不良学风。八股弊端显而易见,一言以蔽之:僵化。顾炎武指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顾炎武是思想家,不谈文章作法,无可否认。但八股文在写作理论和技巧上也有独到之处。连吴敬梓也说:“八股文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
为文之道也讲天赋,灵感。有的人才华是从娘胎里带来的,如李白,天马行空,挥洒自如。管它什么“法”不“法”的,想到那就写到哪,意识流动,意到笔随,随手拈来即成佳构。但这样的天才千年不遇。更多的文人都像贾岛般苦吟,“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苦苦地摸索为文之道,和我们初学者差不多。写好是天赋,写不好是苦吟,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尽心尽力就好。关键是要有生活体验,鞭辟入理,文学创作源于生活。生活是文学创作最好的源泉,生活百态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最丰富的素材。只要用心,万物皆可赋。来源于生活的文学必须经过加工创造才能高于生活。文学创作的构思与物化阶段就是进行加工的过程,这一过程就需要作家的心脑并用。唯有头脑的精心思考再加上内心的情感,再结合谋篇布局,章法结构,作家的技巧,所创造出的作品才更能打动人心。游离生活的闭门造车是不可取的。骈赋创作,骈赋不限韵,律赋则限韵;骈赋虽多偶句,一般只求大体整齐,律赋则基本上全是俳偶句,只可稍有变化;骈赋起结较自由,律赋则开头一般必须破题,承结亦多有恒式;骈赋长短不齐,律赋一般限四百字左右。律赋创作时,在韵题字的选择上,有必要多琢磨琢磨,下些点功夫,力求韵题字浑融简切,好的韵字能与赋题有所关联,如唐代李程日五色赋 (以“日丽九华,圣符土德”为韵)起到一个破赋或承题的作用,不要随意截取八个字搭凑而成。李程在唐德宗贞元十二年(796)参加试举,写《日五色赋》,被批落榜。出考场后,正碰到从尚书省值宿完毕,准备回家的名臣杨于陵。杨于陵问李程他考试情况,李程从靴筒里掏出手稿给杨于陵看。开头词是:"德动天鉴,祥开日华。"杨于陵看完对李程说:"你如今应该做状元。将李程擢升为状元,前榜便不再收了(一说出榜重收)。李程后来仕途通达,出镇宣武军。听说有一个叫浩虚舟的人去参加博学宏词科的考试,也考这个题目。他担心浩虚舟的文章超过自己,专门派了一个仆人把这人的文章取来。拆封前,他还感到忧虑,等到读到浩虚舟的破题:"丽日辉煌,中含瑞光。"李程大喜道:"李程在里。"认为浩虚舟这破题解的意思,并未超越自己所解的范畴。如果韵题字设置的准确、出彩,确实能够开宗明义让人眼前一亮,从而引领观众继续读下去的兴趣。
写作是细活,慢工出细活,急不得。文章是改出来的,“文章不厌百回改”、“好句时时改,无妨说性灵”、“诗不厌改,贵乎精也”、“文章频改,工夫自出”、“数改求稳,一悟得纯”、“新诗改罢自长吟”、“点窜涂抹,及其成篇,殆与初作不侔”、“作文先贴于壁,时加窜定,有终篇不留一字者”,这都说明好的文章、好的诗,是改出来的。就象人的认识不会一次完整,一件精美的艺术品,总要经过不断琢磨和雕饰一样。修改的方法大致有删、补、调、换四种。删,就是删去不要的字、词、句、或者段。补,就是增补缺少或遗漏的词语。调,就是调整原有词句的顺序。换,就是更换一些不适当的词语。
古往今来,许多名家在文章的修改上留下了千古佳话。如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先后用了“到”“过”“入”“满”等十几个字,经过反复推敲,最后确定为“绿”字,它既表示春风吹到了江南,又展现出美丽的江南春色。鲁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就有许多关于字(词)的改动。如“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不久”原先是用“不远”,后把“远”字改为“久”,这一字之改,使用语更加准确。因为“从东京出发”,是在行动中,用“远近”的空间距离来说明,不够准确,而用时间概念的“久”或“不久”就准确得多。。特别是初学者,就如书法“描红”,“临帖”,每一个环节都不能省,每一个笔画、转折、提按,都要慢慢地体会。为文的奥秘,也是一样,只有规规矩矩,没有捷径可走。只有不断磨合,亲身体验加上丰富的阅历,多彩的生活实践,从中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把握了“大法”,量变就会上升到质变。刘开军先生对史学的论述,同样适用于赋学,摘录如下:“中国古代史学经过漫长的积累,逐渐形成一套“言之成理”的理论话语体系。这套话语体系中,小到一个字、一个术语或范畴,大到一种言说模式,都传递着古代史学精神。一个“稽”字,司马迁“稽其成败兴坏之理”,魏征“稽其乱亡之兆”,他们都用“稽”字表达关于历史盛衰的探索。一个术语“商榷”,刘知幾“商榷史篇,下笔不休,遂盈筐箧”,撰成《史通》,批判总结先秦至唐初的史学;王鸣盛取刘知幾“商榷”之义,名其书曰《十七史商榷》,考辨历代正史得失。一种言说模式,东汉荀悦谈到史学功能时说:“得失一朝,而荣辱千载”;刘知幾也说:“史之为用,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正是因为历代史家赓续使用,才使这些字、词、语逐渐固化为史家普遍接受的学术话语,并随着史学的发展不断丰富,形成一个体系。”“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零散到体系化,走过了数千年的历程。先秦时期是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体系的酝酿期,秦汉至隋唐五代时期是成长期,宋元时期是持续发展期,明清时期是成熟期。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体系产生于古代历史与文化传统中,形成了鲜明的特点。它在表述上,言简意赅,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之妙;在意蕴上,同一话语在不同时期的含义有差异,甚至一词多义、时代愈后内涵愈丰富;在精神上,它与中国文化的伦理性和资政性血脉相通。当前,史学界普遍认识到重建中国特色史学话语体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大有时不我待之感。在这个熔铸史学话语体系的关键时期,史学工作者需要在坚持中国史学本位的前提下,处理好“今语”与“昔言”、本土与域外的关系,同时从当代史学实践中提炼新的话语,为中国史学理论话语体系增添新的内容,这是新时代赋予史学工作者的使命。”(《刘开军: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形成刍议》)因此古法虽好,也是过时的黄花,还要自己认真把握,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周流六虚,唯变所适。前后相因,递变发展。不能一条道走到黑,一个模式玩到底,要有变化,万变不离其宗才好。郑樵名言:“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在话语模式上效法《淮南子》的“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庄子》曰“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清 纳兰性德 《与韩元少书》:“ 王伯安 以天纵之奇才,加心学之独得,故其为文如昆刀之切玉,快马之斫阵,为天地间第一种快文。” 既然喜欢了这种文体,就要不断地推出新的作品,写的好与不好都没关系,练练笔也好。俗话说“三天不练手生”时间长了不写,可能就会生懒惰之心,一年不写,连自己都会质疑自己的水平、能力,赋人也好,赋家也好,新手也好,老成也罢,都要不断给自己加点分量,才会长写长新,不断提升自我水平。自己的水平提高了,整个中辞的整体水平,也会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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