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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
知青点里蹉跎事儿
寄语： 上山下乡的经历，对广大知青而言，
收获的不仅是痛苦和磨难，更多的是历炼和成熟。
腊月二十九，逛年集时突遇气温骤降，眼看一场暴风雪即将来临。
回村的路上，我们顶着刺骨的北风艰难地行走。有些透不过气儿的感觉，天渐渐暗了下来，密集的雪糁儿打在脸上如针刺一般。
第十一回 异乡过年终不忘
我们顶风冒雪从公社的年关大集上艰难地回到了村子里，天己经暗得象黑了天一样。风带着呼哨儿，雪糁儿早已变成了鹅毛雪团儿在风中打着旋儿地飘落下来。
记得那年春节是个瞎年，没有三十儿。腊月二十九就是除夕。吃晚饭的时候，村里边响起了稀稀落落的鞭炮声，算是有了些除夕的味道。
我呆在知青点儿正在百无聊赖，清冷无助之时，就到场院抱些柴草来，笼上一把火，驱一驱这满屋子的寒气，暖一暖冻得象猫儿咬似的脚，火刚点燃，长荣队长便如同雪人般的闯进屋来，一边跺着脚，一边从怀里掏出一碗饺子，“趁热吃吧，娃儿。吃饱喝好不想家嘛！迟一会儿我叫几个人儿，来你这儿热闹热闹！”
话音刚落，民兵连长就领了一杆子半大小伙子进屋来了。好几个人手里还拿着一个装了木把的铁家伙，连长告诉我，这东西叫：“铳”，装上火药和铁砂可以打兔子，不装铁砂可以放空炮听响儿。我数了数整整十杆铳。
此时长荣队长说：“今儿是除夕，按老规矩还放三十铳，一会儿装药时候都精点儿心，别出差头儿，装好了挨个儿放！”还说这平时打铳叫打铳，过年打铳叫“打年”，说是祖上传下的说法，说年是一个专门祸害老百姓的妖魔，除夕之夜常常骚扰百姓，要打铳把它吓跑才会保一方平安。
装药很快。装好后大伙儿一字儿排开站在风雪中，民兵连长用手电筒又认真地检查一遍，即下命令：“打年喽-------，放！”。“嗵，嗵，嗵…”一连十发，犹如礼炮，震耳欲聋。震得屋檐上直掉雪团儿。
不少村民打着纸灯，带着孩子赶来凑热闹。紧接着又放了两番儿，震得小娃儿们用双手捂住耳朵。
一阵欢腾过后，队长对我说：“学娃儿，明儿初一上俺家过！”
连长说：“离俺家近，上俺家！”
我说：“分了恁多东西，我自已会做饭。谁家也不去了！”
“那中！你自个儿锻炼锻炼也中。往后日子长着咧！”
大伙儿渐渐散去了，留下了一片沉寂。
这里的土炕是不可以烧火取暖的，只是没有木材打床而用土坯砌起的土台子而已。我硬咬着牙钻进冰窖似的被窝儿，吹熄了油灯，辗转反侧不能入睡。一阵阵的孤独和失落伴随着旷野上风声如期而至，直闹到鸡叫三更，我才迷迷糊糊的朦胧过去。
这个春节是丰盛的。分得五斤猪肉、一条羊腿、三条鱼、八斤豆腐、十斤粉条。村民还给我捐了红白萝卜大白菜。够用。我自已蒸了一锅馒头，比在家里吃得好！
按照当地的风俗，初一到初六是很忙活的。初一拜大年、初二回娘家、初三看老舅、初四访老姑、初五请朋友……天天有事儿干，人们一忙，我这里就冷清多了，常常是端着饭碗看着门外的飞雪发呆。满碗的土猪肉也没有吃出香味儿来。
这场雪竟然断断续续地下了五天，把整个村子和原野凝固成了一幅木版画。黑白交错，毫无生气。只有它的画外音------那可怖的风声在肆意地嚎叫。
豫南的冬天是很清冷的，没有很好的取暖方法。屋里和外边常常是一个温度。实在太冷了，农户家会在屋中间放一个泥巴做的火盆，在上边堆些个树枝柴草，燃来取暖，满屋子的浓烟时常会把人呛的鼻涕一把泪一把的。上了年纪的老人，会有一个象小提篮儿似的小陶筐，做完饭，把灶坑中的余灰装进小陶筐里，提在手上用来取暖。被窝儿太凉，娃儿们不愿钻进去，他们就在灶坑里放上两块土坯，做完了饭，土坯也就烧热了，然后用破布包起来，放进被窝儿里，这样子被窝儿才不至于凉得进不去。
这些方法我都效仿过，也算是入乡随俗吧！
初六，雪停了。太阳一出来，眼晴发扎。长荣队长昨晚儿找我说今天他请客，约民兵连长、小队会计、老保管和我一齐到他家做客。半晌时分我就锁上屋门往队长家走，雪积得很厚，走上去咯吱咯吱作响。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到队长家，队长站在门里说：“跺跺脚，快进屋儿吧！”
屋里，队长嫂子在灶台前不停地忙活着，一台很旧的小方桌上已摆好了四、五个菜。这时民兵连长、会计和保管也陆续进屋。宾主落座，一人一个小黑陶碗，个个斟满了酒。
酒过三巡，菜尽五味，醉意初上，海阔天空。
队长讲起了抗美援朝的传奇故事，老会计忆起了剿匪反霸，民兵连长说起了三反五反，我绘声绘色地讲述大串连去北京两次见过毛主席。
三个人听得是津津有味儿，连连称：“嘿，你有福，你真有福气！”
这桌酒席一直喝到昏天黑地才罢休。
临走时，队长叫来了大儿子把我送回了知青点儿。
我成年后离开父母的第一个春节就这样度过了。
第十二回 场院比武定工分
我在热情和寂寞的交织中渡过了离家后的第一个春节，说不出是个啥滋味儿。
初六下午，回家探亲的六位同学也按时返回了知青点。知青点一下子热闹起来。不少人问这儿问那儿，打听着城里发生的新鲜事儿。
旧历正月十五，公社召开了第一次全体知识青年座谈会。一百多知青都到齐了。会上公社杨主任亲自讲话，把我过年不回城，主动接受再教育，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的“光辉事迹”大讲一通。也叫我大大小小地风光了一回。还让我结合学习毛主席著作谈体会，做演讲。最后发给我一个奖状，命名为“知识青年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真有点儿意外收获，沾沾自喜。
随后的日子倒有一段平静，刚过完春节，地里的雪还没化凈，不太忙，终日里就是往地里送粪。两个人跟一车两牛车，装装车，运到地里卸卸车。为春耕大忙做准备工作。
说话间出了正月到了龙抬头的月份。生产队用节省下来的一千斤小麦种换回了一匹白色的骒马，这是卢湾村祖上以来没有过的事儿。过去这里的畜力主要是黄牛，一个生产队就有三四十头大黄牛。还有几头毛驴用来拉碾子拉磨的。养马是开天辟地第一回。全村人都来围观看热闹，品头论足、说这讲那地。长荣队长最后决定这匹马由村东头一个称为“卢王”的老汉喂养，单独给了两间草房做马厩，马料定量一天一斤黄豆。一条壮牛一天才三两黄豆哩。真是一马顶仨牛呀！
说起“卢王”其人，颇有些传奇色彩。他自幼家贫，五岁时被送到戏班子里当小跟班儿，受尽苦难。长大后刻苦学戏，终于在二十几岁时唱红了角儿。宛东南一带几个县颇有些名气，流传着“舍了爹，舍了娘，舍不下卢王《反西唐》”的佳话。他生性耿直，不媚权贵，有一次，一个军阀看上了戏班里的一位女演员，点名要她进府上唱堂会。卢王班主知其用心不善，便强辞拒演，结果被抓入监，受尽酷刑。因此废了一条腿，从此便和舞台绝了缘。但他的骨气一直很受村里人崇敬。他在村民中可算是见多识广的人了。解放后他结朿了漂泊的生活，回到家乡定居下来。
卢王的马厩，是村里人的“单身俱乐部”，半大小伙儿单身汉，无冬论夏，只要吃过晚饭，便一溜烟儿的往马厩里跑。这里是男人的世界，除了这匹母马外，极少有异性光顾。一盏马灯挂在槽头，母马悠闲地“咯嘣咯嘣”地吃着草料，男人们横躺竖卧地歪在草堆上，“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袋。海阔天空无所顾及地大论天下奇观。荤的素的一锅煮，骚的腥的一勺烩。这儿成了雄性荷尔蒙的释放地，成了性启蒙的讲习所。
确实也难怪，这里的文化生活太落后了，太枯燥了。全公社才有两份报纸，大队一级连报纸也没有。没有广播，公社和大队之间仅有一部象《地道战》电影里的手摇电话机。我哥哥后来从城里寄来了一部自已装配的矿石收音机，已是最现代化的文化用品。我把从耳机里听到的消息再口述给大家听，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儿。才慢慢地改变了马厩里的腥骚味儿。
后来，长荣队长发现村民挺关心国家大事，于是就安排我当上了“新闻播报员”，上午不出工，在家听广播，记录整理好了，下午参加生产劳动。中间工休的时候给大家播新闻。晚上吃饭的时候，让我爬到村中央最高的一棵老槐树上面，用一个手执的铁皮喊话筒，（据说是长荣队长从朝鲜战场上带回来的），向村子的四个方向重复播报新闻。不少村民常常端着饭碗站在门口听。村民们对我可恭敬了，好象我知道的事情最多，戏称我是“万事通”。
春耕开始了，生产队要给我们七条汉子评定工分。以便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分配原则-----按劳取酬。
长荣队长和村干部外加几位贫下中农代表组成考评小组。在村东的场院上摆开擂台，场院中央有一个碾轧麦秆用的青石滚子，直径有一尺半，长有三尺多，重约四五百斤。队长先叫村上的几个棒劳力（每天拿十个工分的），登场竞技。要把这青石滚子搬立起来，然后推倒，反复三次为胜。这是个智力加体力并用的考题。我目不转晴地盯住他们的每一个动作，想看穿其中诀窍。五名棒劳力依次表演完毕，我似乎看出了一点儿门道。这石滚分大小头儿，一头儿稍大两三寸，而他们却都是搬动大头儿，没有一个是搬小头儿的。我心中好象有点儿底数了。
下面该知青上场了，逐一登场亮相，结果他们个个都是选择搬小头儿，怎么也起不来，一个个败下阵来，就连我们中间的大力士、体重达一百六十多斤的彭大个儿都败北了，大家疑惑不解，村民则仰天大笑。
该我入场比试了，我也是底气不足，心中忐忑不安。因为我身高刚一米七，体重刚一百二十斤，也没啥胜算把握，只好硬着头皮上吧！我学着棒劳力们的样子，走到石滚旁边，围着石滚子走了一圈儿，停在了大头儿的一端，扎好马步，俯下身子，把整个前胸贴紧石滚的端面，双手插在石滚下面，憋足了一口气，大吼一声：“走！”整个身子向前一拱，嘿！这石滚子竟然被我立起来了。场院一片叫好声。紧接着我又一脚把这石滚蹬倒在地，又是一片叫好声。
我把几个知青弟兄叫到一起，秘传诀窍。结果第二轮有四人胜出。第三轮全部及格。评分结果是仅有一人定为九分，其余全部是十分。
不知不觉中，我们周围的山岗、村舍在悄然中披上了绿色的春装，我们也迎来了知青生涯中第一个新鲜、繁忙、艰苦和多事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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