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是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秋天，我们从大队仓库里的小学毕业了，来到离家不远的“戴帽子”农中校读初中。由于我在小学一直是班长，而且是全公社小有名气的“批林批孔”宣讲积极分子，没用竞选就当上了班长。
　　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姓季，叫季永凡，五十多岁，戴一付老花眼镜，是个从眼镜上边看人的老秀才，他对学生管理极为严格，而我又是个不安分的家伙，这样，我在班上闹的笑话就多了。
　　一天中午，我确实玩得太累了，便一个人平躺在学桌上美滋滋地睡着了。老秀才来上课，不仅没人喊“起立，老师好”，还见我像死猪一样的躺在桌子呼呼大睡，他这个气啊！
　　“把他连桌子带人一齐抬到教室外面去！”我的那帮小兄弟不敢抬我。“女生上！”在老秀才的严令之下，胆子最小的茵子和另外两个女生，蹑手蹑脚地把我和那张亲爱的桌子移到了外面的操场上。
　　记住了，你，小茵子，我总要让你也有出洋相的一天。
　　三天后，公社大会堂放电影，片名叫《渡江侦察记》，凭票进场。可那时学校不包场我们哪里弄得到票呀，于是我出了个点子：“茵子，你老爸不是做木匠的吗？你快回去弄块松木板来，我来刻票，晚上看电影带你一齐去。”她真听话，不一会儿拿了一块雕花板过来，我知道这傻丫头图省事，直接从她家老式床上卸下来了，我心想今晚不被你老爸揍一顿，我跟你姓吴！虽这么想，嘴里还是一大堆表扬的话。
　　凭我的小聪明，没费多少功夫，就把电影票刻印完毕，论功行赏：茵子提供印章原材料首功一件，奖赏六张电影票，我们四个最要好的哥们儿，人手一张。
　　晚上七点准时入场。我和哥们儿乘人多混乱的时候挤了进去，而茵子太老实，她还当真票一样让检票的左看右瞧，这不没事找事吗，结果不但她栽了，还连累了我这个“隐藏很深的投机主义分子”。
　　就这样在一次次的游戏生活中，我们念完了初中三年。考高中我以全乡第一名的成绩被最好的县中录取，茵子留级复读初三。在我到县城读书前，她来送我，一个装满馒头干的黄军包和一张皱巴巴的“大团结”，嘿！你这丫头，真够意思啊！
　　我当时不知道，与茵子的关系会为我一生的痛。
　　二
　　告别茵子，我来到了离家十多里路的县城读高中。第一学期由于亲戚朋友给了点钱，我跟别的同学一样，衣食无忧地住在学校，每天也能享受三毛钱一份的红烧肉。到了第二学期，父亲生病，为了给四十岁才生了我的父亲省下几把药钱，我搬出学校，住到了学校旁边的一户老人家里，边上学边服侍一对老人，以劳代资，省去了租住一张床大地方的房租。
　　也许是劳累之后急于要找个人倾诉生活的艰苦，我在做完了家务和作业之后的深夜，想到了茵子，于是铺开信纸，写下了我的第一封情书：
　　亲爱的茵子，我可爱的傻姑娘，当你在家乡的梦里像花儿一样甜甜睡着的时候，我才把老人的碗筷洗刷完毕，才把他高分贝的咳嗽抚平成呼噜。现在我虽然生活很苦，但在劳累了一天之后，能有十分钟想着你，什么苦都没有了……
　　信从学校传达室的小邮箱里飞走了。三天后茵子回信了：班长（她一直这么称呼），以后不许你用亲爱的来称呼我，就用“可爱的傻姑娘”，我也爱你。
　　几句话，把一颗冬夜里的少男之心煽得热血奔涌，房东老人高分贝的咳嗽和连喊几声“快把我捶捶” 的叫喊，我都没听见。
　　接下来的时光甜蜜而温暖。我总是三天两头地给她写信，聊县城里的故事，聊我们对未来的憧憬，她也总是有信必复。每个星期天，不是她在村口等我，就是我把她带到县城的房东家里看看书，帮我添添手脚，我们相处得像小夫妻一样，连房东家的大黄狗看到我们叫的声音都特别欢畅。
　　太好的开头，可能难有完美的结尾。随着1983年黑色的七月高考结束，我和茵子的关系也走到了尽头。
　　三
　　大概是七月末的一个下午，我从如东岔河贩卖苗猪回来，父亲说，分数出来了，你到学校去看看吧。我知道高考考得不好，但又希望奇迹发生，匆匆扒了碗饭就往学校赶。
　　班主任赵拓老师见我来了，又是倒茶又是切西瓜，热情得不得了。一问分数，四百三十六分，比录取线差四分，意料之中又意料之外。我不知道当时是怎么回的家。
　　对父母我好交待。心想，我高中三年又没用你们一分钱，还做生意为家里添了辆长征牌自行车，考得好不好与你们无关。最难开口报丧的是和茵子怎么说，因为她是我当时最爱的女孩儿。
　　还没等我想好怎么把这不幸的消息告诉她，茵子找上门了。
　　“最好别问那个，今天市场上小猪涨了一毛五！”我想找些无聊的话题尽快支她离开。
　　“班长，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我是来问问你明年到底还考不考？”茵子的声音比苗猪贩子的叫卖还高。
　　“坚决不考，我还要挣点钱养家糊口！”当时，我是铁了心的不想再复读高考，特别看到躺在床上的父亲。
　　“没出息的东西！”茵子哭着走了。后来她还是三天两头地来劝我再上补习班，有一次甚至把我贩卖小猪的竹篮儿都扔掉了。可我还是为了生活奔波在苗猪市场上。
　　秋天开学，茵子到学校去了。来年轮到她上考场，学习也非常的紧张，这一年，我们很少通信和来往。一是觉得自己考不上大学，也不能拖累了人家；二来想想自己的处境也配不上她。在贩卖苗猪的同时，我又跟一位农村里的和尚学会了做念经做道场，那时一天到晚想得最多的是怎样为家里多挣点钱。
　　在乡下做佛事的时候，我结识了一个叫小莹的女孩。小莹长得远不如茵子温柔漂亮，但当时好像没个女孩儿处处对象仿佛丢了魂似的。于是我也懒得动脑筋写情书，就把原来写给茵子的情书随意挑了一份，换个称呼递了过去。那知道小莹跟茵子早就认识，在一次串门时小莹得意地拿出我写的情书给茵子看时，两个女孩同时得出了一个答案：“原来他是骗子！”
　　三天后一张最后的“爱情判决书”寄达：“徐姜清，想不到你如此卑鄙！”落款是：茵子、小莹。时间：1984年7月14日。
　　我的妈呀！我怎么弯扁担打蛇两头不得着实。
　　四
　　参加1984年高考的茵子同我一样也榜上无名。次年复读再考，还是总差那么几分，最终她也与大学无缘。
　　她那做木匠的老爸从1983年开始爬上了乡建筑工程公司经理的位置，大哥、二哥都在老爷子旗下各带一个工程队，一个征战大庆，一个会战南京。从小养尊处优的茵子闲得无聊，便南京、大庆到处旅游。其间还盛情邀我免费观光了两趟。
　　灯光浆影的秦淮河，留下过我们留连的足迹；松花江上的太阳岛，也有过我们爽朗的笑声。但不管我们靠得太近，总是找不到以前的那种感觉，好像我们靠得越近，心的距离反而越远。
　　在我结婚后的第二年，她也出嫁了，丈夫是一个建筑老板的公子。如今通过二十多年房地产市场的打拼，他们家族公司的资产近亿元，她还是市、县两级的政协委员。
　　我们现在也常来常往，只不过是在同学聚会和生意场上。谈起那段美好而青涩的初恋故事，茵子总说：班长，你真是个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