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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家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中国儒家文化的主轴是孔子倡导的“仁仪礼智信”，孔子是在周朝转入春秋时期礼坏乐崩的社会变革时期创造的“仁仪礼智信”，后有演化为“三纲五常”。

这个“仁仪礼智信”是孔子根据4300多年前虞舜在原始社会末期由母系社会转入父系社会的大变革时虞舜所创造的“孝德善仁礼义”演化而来的。孝德善仁礼义最早原版是从虞舜的五常之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中产生的。

夏商周时期的史料显示祖先崇拜，周代的封建制度，在殷商的祖先崇拜上跨前了一步，将天命的道德意义和祖先的权威和在一起。这一现象，西周青铜器上面的文辞，可见证：青铜器的铭辞，通常包括两点，一是自夸功德，二是追溯祖先。这一观念的转化，与时并进。到了孔子时代转化为具有普世性的思想体系。

《左传》中有时会提起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譬如说：叔向、子产、史墨、史蔡，这些人物，在各个不同的层面，传达类似的价值观念：他们乃是儒家思想先行者。

孔子身处的时代，礼坏乐崩，西周的封建制度随着西周本土的沦陷，只剩下一个空名；实际上，东周的各个封建领主，都在各自的封城，自求发展，被此较量，求取胜利，发展实力和掌握的资源作为决胜的条件。在大崩溃的时候，孔子是一个没落的贵族；在崩溃之中，他致力重建超越时空限制的普世价值观念，不是为了治理权力的分配，而是依据理想道德而建立的系统，作为他自己安身立命之所，也作为他所盼望世界可以遵行的行为准则。孔子的门下，聚集了一批抱持同样理想的人物，他们都是封建体系中的臣属，或是下沉的没落贵族，也有一样的危机感和急迫感，他们也寻求自己的出路。儒家思想是主导人间关系的大原则，也是确立人和人之间相处的尺度。孔子将中国后世几千年来思想启发一锤定音，这是一个人间的与社会的认知的学问。

孔子门下号称三千弟子，其实并没有三千之多，其中真有成就者，在各自领域有所贡献者，也不过一、二十位。他认为门下弟子们，分别属于四个门类：德行、政事、语言、文学四科。这四科各有出色的代表人物。这四门学科中，有三门相当实用，都是为了处理世间事物、服务公职，在公职的职位上，为安顿人民而努力。

到了战国的孟子时代，孟子将孔子比较实用层面的儒家思想，扩大为相当抽象的哲学，孟子思想的根本，是在拿人性和天道结合为相呼应的两个永恒的关怀主题，所以人心必须是善，天心是垂爱人间，也必须是善。道与性，个人与天下，都是延续不能分割的关怀。

孔门弟子能够为人间带来一个理想的世界，他们忙忙碌碌奔走各处，希望能够替人游说，使得当时君主能够采纳他们意见，利用国家的力量，一步，一步将这世界带向更高的境界。后儒们归纳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一套理想，在当时也不仅儒家独有，和儒家平行发展的其它思想家，例如，墨家和杨朱各有不同的陈述，却也有类似的关怀。墨子高举至高无上的天，人对天意有绝对的服从。天不偏爱，一视同仁。墨家的子弟都是为了要将这个世界带向绝对的太平。墨家可能是从孔门分出去，他们特别强调天的绝对善，及人对天的“尚同”。

孟子的时代已经到战国时期。孔门主旨，不论独善其身，还是兼善天下，都着重“善”的教化，孟子肯定人性本善，当时杨、墨理论，遍行天下，孟子必须努力坚持儒家本色，主张持守本性的善，排除可能的恶。

于是，儒家开始有了二元的分野。荀子时代已到战国晚期。他在善、恶二元的对立中，特别注意到善是天生的呢？还是人为的修养？一般人以为，他主张性善是伪，其实，他所谓的“伪”，并不是“假装”而是意指“人为的努力”。人性可为善，人必须要努力地让自己培养向善的方向，才能做到善。

荀子门下，衍生了所谓“法家”的理论。一个是韩非子，一辈子综合了许多从政人员实在的经验，综合为管理学和政治学的理论。另外一个学生是李斯，他成为秦始皇的助手，为秦朝规划制度。儒家四科的政事一科，终于发展成一个政治学理论，使得儒家在此后几千年来，皇帝制度的旁边，发展成为文官体系主要理论基础。

儒家真正的对手，乃是道家，老子和庄子两家，都在未世楚国的疆域内发展，楚国的疆域是淮汉地区，这里丘陵、湖泊、溪流、森林的自然条件，和北方黄土平原呈现完全不同的景观，楚文化集合起来的南方传说系统，也与北方系统，呈现不同的风貌。他们的主张不同，老子、庄子议论的出发点和北方自然环境中产生的很不一样。庄子认为衡量和判断的角度不同，观察的结果也不同。

楚国以儒为宝，令今人失所师。在祖先崇拜的儒教中，家族是社会的基本单元细胞，家族是婚姻的产物。故，儒教将婚姻的意义明化，提倡理想的婚姻。

《汉书.艺文志》曰：《论语》、《孝经》、《小学》、《诸子略》著录，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草根家、小说家、共十个学派，189位诸子及其著作，都有儒家文献，六经的特殊贡献均高于其他诸子。儒家者，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儒家的使命与周代司徒的职责相似，皆以助人君，明教化为任。六经作为古代文化共同体的结晶，正是儒家传承古代文化的最好资源。游文于六经之际，正是儒家的特质。《汉志》首先以《六经》为儒家标识，《六经》作为古代文化的集合体，为诸子学共有之文化资源，在诸子学派中，只有儒家完整传承了《六经》，这就使儒家在一开始，就占据了独特的文化优势。

在礼坏乐崩的时代，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易，作春秋，对官府之学进行了整理，并寄予新的人文精神，对古代文化进行了创造性的价值转换。以往的文化为贵族专享。孔子之后，文化则为全民共有资源，一个人无论出身、贫贱，只要努力，均可以享有文化带给人的尊贵及价值。

古代学术共同体的继承，又有现实境遇的需要，《庄子.天下》篇更强调诸子对古代学术共同体的继承。《淮南子.要略》重点论述了现实生存境遇的需要，都认为儒家在传承古代文化共同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正因为儒家对古代文化共同体“一以贯之”的传承，才使得中华文化绵延不绝，一脉相承。

近代以来，把孔子等同于诸子，以及把儒学与其他诸子学拉平，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从学术源头上把儒家等各家学派的起源及思想讲清楚，是当代学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使命。

秦帝国建立以后，很快就崩溃了，秦朝留下的，却在汉朝继续存在。汉初期，儒家并没有和皇权体制结合。汉代以来，帝国体制必须要有一个政府、有一批能干的公职人员，儒家和皇权才能结合为一。这就是汉代的察举制度。董仲舒的学说就是儒家所关心的。譬如，天命、道、人间的关系、自然界各种事物的关系、人性和人体的，都被董仲舒编织到一个庞大而严密的形而上学的体系之内。董仲舒的“感应论”，乃是一个多层次的庞大系统。这个系统最大的一层涵盖全宇宙，第二层次在人间之中，国家又是一个层次，社群、社区又是一个层次；一个人身体之内五脏六腑以及种种的器官，又是一个层次。从人体之内的层次到宇宙，每个层次都贯穿上下层次，每个层次中各个部门又是互相影响、互相制衡。

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经过这些儒生和儒家体系不断更新，也不断吸收更多的思想，在东汉以后，佛教进入中国。佛教的思想体系和道家的思想体系，确有相当的类似性和相容性。这两个出世的思想，和儒家入世的思想，也构成了一个辩证的关系，被此相容。他们也在中国人的人生不同阶段，被此代替。又见识的人，当有为之年，对应为之年，应当积极进取。儒、道、佛三家合一，使得中国文化中每一个人都会承受到三家思想的影响。这是中国文化精神的所在。中国皇朝起起伏伏，不断改朝换代，中国社会的结构也时时有很大的变化。然而，儒家和与他相应的佛道家，却是长期地主宰了中国人的思想。宋、明两朝，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先后兴起，各别修改了儒学内容。儒家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影响，延续长久。后人对读孔子的仁爱；孟子的正义；墨子的实践；韩非子的直面人生；老子的智；庄子的聪慧；荀子的自强等一直到最近两百年来，这个主导力量才慢慢衰退，而目前几乎已将消失。

吕步震 中国先秦史学会会员 中国博物馆协会会员 垣曲县舜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 地址：山西省垣曲县新城大街103号  邮编：043700 电话：15534840578  邮箱：swhyjh@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