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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下红花偷垂泪，萧条无语怕霜欺。
若非爱女难弃舍，欲断孤魂做鬼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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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也不会料到，妈妈穿着红上衣为爸爸上坟，竟成了妈妈耻辱一生的罪名，让本来就谨小慎微的妈妈受到了莫大的屈辱。

    那时候，轰轰烈烈的“文革”运动铺天盖地，阶级斗争的硝烟随风弥漫。人们好象坐在火药罐上，稍稍欠欠屁股或者放个屁,都会引起爆炸。“莫须有”的帽子雪片般漫天飞舞，落在脖子里凉飕飕的,就像寒气逼人的马刀架上去,心惊胆战。

    一个叫王道明的村民，平日结巴得一说话别人都跟着难受，外号王大磕巴。这个王大磕巴，老实得就像墙头风里来雨里去的枯草，规规矩矩，唯唯诺诺。

    那个激进的年代，村民们常常被组织起来，利用晚上时间，在小油灯下学习政治材料。那精神，如果放在学习文化课上，恐怕会有一半的村民都能成为学士硕士甚至博士。

    一次，主课老师让村民轮流起来读上面下发的文件。前面几位生怕读错一个字,吞吞吐吐,大汗淋漓，好容易脱了过去。

    等挨到了王大磕巴，这老实人可就惨了，读吧，自己说话不流利，标点符号用得太多；不读吧，对抗的罪名担不起。他一横心，豁出去了，还是读吧！结果张嘴的第一句话，王大磕巴硬是把“中央军委命令”读成“中央军——伪（委）命令”然后就像小孩子上树卡在树杈上，下不来了。

    实行监督的大队革委会头头坐在那里，不说话，斜着鳄鱼眼死死盯着他。王大磕巴本来就磕巴，再加上心慌慌，这会儿又看到头头那想吃人一样的鳄鱼眼睛，呆呆地站在那里，干张巴嘴，就是发不出声音，猪肝脸憋得比哭还难看。

    台下的村民想笑却不敢笑，每个人手心都捏着汗，心想：完了，王大磕巴这下可完了！

    结果在人们意料之中，王大磕巴被戴上一顶特大号的纸帽子，挂上“新生反革命分子”的木牌，走街游行。

    那年，若熙才六岁，听外面热热闹闹的，硬缠着妈妈带她出去看热闹。妈妈不但不肯去，反而把门关得紧紧的，不让喧闹声打骂声传进来。

    王大磕巴被折磨了好几天，打个半死，然后给送进“牛棚”。从此，他又多了颇具历史讽刺意味的外号--王倒霉。

    靠山屯有个名光棍叫二驴头，长着一张山西叫驴脸，就像冬天挂在柳树上的猪尿泡。二驴头平日好吃懒做，惹是生非。

    若熙的爸爸死后，二驴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非要娶妈妈。他三番五次找人来向妈妈提亲，都被妈妈拒在门外。

    于是，二驴头怀恨在心，向大队革委会主任刘麻子告了密，说妈妈穿红衣服给死鬼男人上坟是蓄意侮辱红红火火的革命政权。

    刘麻子论起来是二驴头的远房表姐夫，正好这几天没有搞到整人的材料上报请功，心里憋得慌，这下听了二驴头的密报，喜上眉梢。

    刘麻子虽然讨厌二驴头那张人见人烦的驴脸，但觉得二驴头提供的线索有价值，是不可忽视的阶级斗争新动向。于是，他一边表扬二驴头的政治觉悟高，一边派民兵把课堂上的妈妈押回大队部。

    妈妈被押到大队部时，已经是晚饭时间。刘麻子求功心切，决定连夜突击，提审“犯人”。

    小若熙不见了妈妈，又哭又闹，邻居杨二婶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哄着，好容易给安顿好了，让杨二叔到大队部打探妈妈的消息。

    大队部的文化室，稀稀落落坐了几个人。大家都在议论纷纷。

    刘麻子俨然一位严肃的大法官，端端正正，坐在台上。办公桌忽明忽暗的煤油灯光映着他的那张麻脸，仿佛清晨的驴粪蛋下了一层淡淡的霜。

   “犯人”妈妈低着头，站在会场中间。

    刘麻子干咳一声，下面鸦雀无声，审讯开始了。

    他一拍桌子，大声喝道：“宋淑惠，你为什么穿红衣服给你的男人上坟？”

    宋淑惠是妈妈的名字，妈妈一声不吭。

   “你身为一个教师，难道不知道红色代表什么吗？”

    妈妈还是一声不吭。

    见妈妈不说话，下面旁听的人交头接耳，刘麻子的麻脸青筋暴起，有点扭曲。

    “那是我们红红火火的革命政权！”

     妈妈低着头，依然一声不吭。

    “你穿红衣服上坟，就是侮辱我们的革命政权，该当何罪？” 刘麻子满脸的麻子由于极度愤怒，开始跳跃。他现在愤怒的不是妈妈的红衣服，而是妈妈的无声抵抗。

    妈妈继续一声不吭，站在那里，开始流眼泪。

    妈妈能说什么？又怎么去说呢？

    台下的二驴头幸灾乐祸，叼着自卷的旱烟，吐着烟泡。有几个人狠狠的瞪着他，吓得那张驴脸成了二月吊死鬼的模样。

    屋里只有刘麻子声嘶力竭的叫喊声，“犯人”妈妈就是一言不发。

    妈妈从来没受过这样的侮辱，她真想一头撞死在墙壁上,去追随死去的丈夫。但是，她忍住了，她怎么能忍心丢下女儿！她怎么能对不起死去的丈夫！妈妈哭了，她哭自己可怜的女儿，哭可怜的女儿为什么会遭受这么多的磨难！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这样下去不会有什么结果。

    台上陪审的几个头头的脑袋凑在一起，商量着为妈妈定罪。说是现行反革命吧！她不够格；无罪释放吧！刘主任的面子又放不下去。最后，老谋深算的副主任想出个计策，这么着吧，她不喜欢穿红衣服么？就给定个有严重小资产阶级糜烂思想的罪名，报请上级，回乡务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第二天一大早，妈妈被放回来。短短的一夜，仿佛是过了漫长的一年。脸色苍白的妈妈一进门，抱起小若熙就失声痛哭，哭得杨二婶也泪水涟涟，小若熙摸着妈妈的脸，不让哭。

    那天晚上，二驴头在回家的路上，遭人暗算了，一张驴脸肿成了花脸狗熊，好长时间不敢出门。

    与王道明相比，妈妈还算幸运的，没有被牵着游街。

    妈妈回乡务农，学校就少了一个好老师。校长多次到上面去争取，上面总是推说调查调查，一调查就是几年，等妈妈回到了学校，也没有个调查结果。

    妈妈从小到大，没干过粗活。这下够惨的。每天天不亮，妈妈就在队长急促的哨声中抗着工具出工，日落才收工。挑筐，抬粪，抡镐头，干和男劳力一样的活儿。不消几日，妈妈成了地地道道的乡下农妇。水灵灵的容貌不见了踪影，细皮白嫩的手上结出厚厚的茧子。

    好心的邻居们劝妈妈，说找个好人家嫁了，好歹也有个照应。每当这时候，妈妈都是默默的不言语。她能说什么呢？面对邻居们的好心，妈妈只能在心底表示感激。

    后来，“文革”结束了，妈妈终于又回到了讲台上，结束了因为穿红上衣给爸爸上坟而受辱的荒唐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