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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方式"感知"日本
辽宁  赵凯

中国青年报 2008-09-14 　　　

　　表弟每每从日本打来电话，说起日本时，总说不仅仅是物质生活好，日本人也不错。记得当初他去日本前，因为历史问题等原因，他和我一样，对日本怀有一种敌意。可是现在，他的心态已经改变了，他把现在的日本与当年的军国主义日本区别对待了。可一直留在国内的我仍没什么改变。
　　我是一名居住在沈阳乡村的残疾人，9岁患类风湿病，18岁瘫痪。2006年,辽宁省作家协会联络沈阳市委给我进行了免费的人工双髋关节置换救助治疗，使我恢复了部分行走能力。我基本上没出过远门，没离开过我所在的乡村。那么，我心中的日本是什么样的呢？

　　我通过三种方式“感知”日本。首先是历史，是从甲午海战到抗日战争胜利这长达半个世纪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历史。沈阳是“九一八”蒙辱之地，日本侵略者曾在我们这块土地上疯狂地施放细菌武器。我们村里就有多人死于霍乱，我做郎中的外祖父和我的多位族人都是受害者。其次，是文学作品，从世界上第一部长篇小说《源氏物语》，到芥川龙之介的《罗生门》、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川端康成的《雪国》，再到当代影视《追捕》、《人证》、《排球女将》、《血疑》、《聪明的一休》等。第三种了解日本的方式，就是在我们生活中无处不见的日本电器和汽车等，以及通过媒体看到的日本右翼势力的所作所为。从这三种渠道，我得到的日本印象是：日本的国花樱花是美丽的，这是一个爱美的民族；日本的产品是精致的，这是一个爱学习、向上的民族；日本人是细腻的，这是一个国民素质普遍较高的民族。我喜欢日本文学，但我不喜欢日本政治的右翼倾向：战争历史是我们身上的一块疤，是日本右翼一次次触痛我们。

　　与中国文化有亲缘关系的日本，在我心中是一个复杂的存在。

　　我们村里就有日本侵略者留下来的遗孤，我表弟媳妇的奶奶就是，正是因为这层关系，表弟才去了日本。他断断续续给我们反馈回来的信息是：日本并不完全是我们在国内想象的那样，当年鉴真东渡和阿倍仲麻吕遣唐时结下的情谊，在现在的日本仍在延续。表弟曾跟我说过一件事：他做义工去护理一位日本老人，离开时，那位日本老人拉着他的手失声而泣，说他年轻时当过海军，亲手杀过中国人，现在中国人还来照顾他，他深表谢罪之心。这令我很感动。

　　不过表弟也说，在他和日本青年的交往中也发现，日本青年人确实不太了解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的真相。在日本的教科书中，或者是歪曲历史，或者是不提那段历史。

　　最初表弟说日本这好那好时，我还跟他开玩笑说：去日本才几天就当“汉奸”了？但表弟赴日本6年，在那里生活的时间不短了，他一直这么说。这就令我意识到，也许应该修正修正我心中的“日本”形象了：从原来的“日本东西好，但人可恶”，转变为“日本好，可亲近”。

　　两个月前，我外甥也去了日本。去之前，他也是怀着一种既反感日本、又想接触日本的心态，心里也担忧到日本后遇到什么不好的事。很快，他打来电话说，日本的物质生活很好，公司里的日本同事对他也非常好。表弟在东京，外甥在大阪，两位亲戚去日本后都修正了自己心中原有的“日本观”。这必然影响到国内的我：日本不完全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要想改变心态和看法，只有多了解、多交流。

　　虽然行动不便，但我也希望此生能有机会亲赴日本，体验一下表弟和外甥所说的“好”。我今年38岁了，瘫痪后，我一共只出过3次家门，一次是1995年洪灾时我去了异乡，第二次是去城里治病，第三次是最近去沈阳参加我的作品集《想骑大鱼的孩子》出版座谈会。我就是那个想骑大鱼的孩子，我希望骑上理想中的大鱼，到日本去，亲眼看一看，亲身感受一下。

　　我还想，若是更多的日本青年也能多来中国看看，他们也会修正他们心里的“中国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