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晓林

• 寒江雪
• 李宣章

可是，历代政治家比较注重“文治武功”，“文”到底是摆在第一位的。战争和武力终究不是旷日持久，遥遥无期的事，而文章毕竟是战争与和平时代都必须重视的“经国”之道。

汉代是大一统的时期，尽管西北方的游牧民族剽悍强劲，仍然在宏大的大汉征伐之下逃向大漠深处。可是汉朝也不是一味的打仗，到底也没有忘记用点“怀柔”“联姻”的策略，把个美人王昭君送到匈奴单于的大帐里，成就了“白雪青塚”的凄美。大汉之所以是大汉，在于不仅运用战争来开疆拓土，还在于崇尚人文，强调“文章”的经世致用。难怪曹丕要发出那样的感慨来了。自汉代以至于隋代的帝王的称号中，其实最常见的就是“文”“武”，比如：汉文帝、汉武帝、魏文帝、魏武帝、晋文帝、晋武帝、齐文帝、梁文帝、梁武帝……隋文帝。可以说汉魏以来，中国的国家意识里崇尚“文”的传统是深远的。以至于魏晋玄风大振的时代，孕育出“魏晋风度”的潇洒自由和天人之思，成就了“文学的自觉时代”。如果要追溯远因，则无疑与大汉朝朝廷对文章之道的尊尚有关。汉代的学问文章，被历来的学人尊为正统，司马相如、扬雄、司马迁、班固、贾谊、枚乘……可以说是群星灿烂。汉代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时代特征决定了文章的兴盛，汉代大赋、乐府、史传成为后世绵延不绝的文化基因。一个统一的盛大的国度，她需要人们洞察万物、热爱生活，拥护朝廷，“经世致用”的终极目标在于“治国”，建立民间和庙堂都统一的价值体系、道德体系、文化体系等诸多国家正常运行所必须的意识形态，从而建立强大的民族话语和核心价值。

大汉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选择儒家中庸仁义的道德系统，但也并没有对其他思想赶尽杀绝，若果真是那样，我们今天也读不到老庄、佛经、墨法等各家典籍了，即令是被认为暴政的秦始皇，为了统一也没有把所有的儒生整死，文化的根还在。严刑峻法没能挽救短命的秦王朝，而尊尚人文的大汉却赢得四百年的天下。回望历史，许多事情总是玄乎，总是吊诡。

“尚文”的终极是“和平”，“文治”是治国方略的根本，闪耀着温柔敦厚的理想光芒。而践踏生命、践踏人性的战争总是不被人们欢迎的，“尚武”的终极同样也是和平，可是却必须被残酷、破坏、创伤、死亡等血腥的阴霾笼罩。相比之下，人们还是更多的自觉倾向“文章”而非“武力”，尽管二者从来就是互生在一起，交缠在一起。

司马相如、班固、扬雄等因为创作大赋而成为经久不磨的文学家。而“赋”体物浏亮、铺采摛文的艺术形式也被他们演绎得淋漓尽致。这种传统到了近代，逐渐缩小为学府里研究和讲解的内容，至于创作，已经在“五四”白话文学运动的氛围里渐行渐远。

可是突然之间，就在2006年底，经由《光明日报》开辟的“百城赋”专栏，重又唤起人们对“汉赋”的历史记忆，许多人开始创作辞赋，歌颂生活、歌颂城市、歌颂时代。民族文化的基因毕竟以广泛的血缘认同作为基础，所以一下子席卷文坛，竟成为当下的热门文体。  民众的审美期待需要读到好的辞赋作品，于是辞赋再次引起学术界和文艺界的广泛关注，各种观点纷纷出台：有人认为，汉赋的形式已经不适合在今天继续演绎，因为太古老艰深；相反也有人认为：汉赋可以在新的形势下继续发挥作用，成为一种可以承载时代内容的文章形式。另一种观点则以为：辞赋需要革新其形式和语言，以适应并成为曾经远离了古老语言文学的现代人可以阅读和鉴赏的需要。于是，赋体文学语言的形式和内容的新颖配合着，一起撞击人们的神经。

当古老的辞赋文体被不小心激活的时候，其实我们不需要大惊小怪。中华民族的文学遗产本来就丰富多彩，汉语在诗歌和韵文上的独特性，是汉语之外的语言文学难以企及的。随着中国“孔子学院”遍布世界，中华国学的重要部门——传统文学，必将继续成为世界关注和学习的内容。事实上，中国大陆在进行一场又一场的“文化”和“文学”革命的时候，在日本、韩国、东南亚、台湾等地区，都依然保留了繁体字和传统文言文的操作与运用，也一点都没影响经济的蓬勃发展。恰好相反，恪守对传统文学的尊重，同时也是对传统道德的最有效的传承和演绎。我们今天已经清醒地意识到：“文化的竞争是民族之间最核心的竞争”我们已经开始了新时代文化产业的规划与谋略，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复兴之路正当方兴未艾、任重道远。

在汉赋之外，传统诗词已经早已走过近三十年的复兴之路，尽管这条道路极其艰难，这当中的创作尽管不免泥沙俱下，但是若干年后，总有可以值得玩味、借鉴的作品在大浪淘沙中保留下来，逐渐汇入新的历史和文化传统。

比起古人来，我们当代传统文学作品创作审美上的浅浮、单薄的毛病正在受到重视、梳理和修正。我们因为离开得太久，而对自己祖宗的思想和文化缺乏真正深入透辟的理解，这种局面正在发生逆转，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对古典的深层次亲近、触摸、理解、继承和把握。也许，这是在儒家文化背景下，中华文化复兴的一个关键。无论如何，文化的“根”是要留住的，那就不单单是一个“辞赋现象”所能概括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