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晓林

• 寒江雪
• 李宣章

从格律诗发展脉略看其叙事功能

“诗圣”、“ 诗史”之称谓人所共知。用格律诗咏史叙事者，古人有，今人亦有。当代诗坛格律诗词创作日益繁荣，但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探索研究，有所发现、提高和创新，深度广度和系统性都嫌不足，在作者和读者群中还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者多。尤其对格律诗叙事功能及其类型仍缺乏自觉认知和分类鉴赏。对格律诗的分类及其社会功能有不少文论、点评提及，但多停留在泛议杂陈。今人既使咏史叙事，也是采用古风诗体者多，运用格律诗体者少。在百家争鸣的新时期格律诗的叙事功能似乎大打折扣，与其它诗体相比，格律诗的推崇者或爱好者甚至都不得不承认这是格律诗的短板。在某些群体的意识中，格律诗词几似赋闲者咬文爵字聊发闲情尔尔。

我们正处在国际国内宏大事件频发的大变革时代，乾坤万象动人心魄、使人激昂、催人泪下、发人深省，吸引着各类体裁的文学作品从不同角度进行反映，格律诗词焉能缺席？必须自觉地承担起这个使命，使自身免留历史的空白与遗憾。同时对增强其时代生命活力具有重要意义。

文当为时而作，诗当为事而作。文与诗的叙事功能既有个性特点又有共同的属性。小说戏剧能叙事，诗经民歌能叙事，楚辞汉赋能叙事，乐府、新乐府能叙事，格律诗亦然。

在中国诗史中,叙事诗与抒情诗是两条并行的创作潮流。中国叙事诗兴于先秦,盛于两汉成熟于建安时期，格律诗定型前后推动唐代叙事诗开创了里程碑式的地位。唐诗宋词元曲承先启后，历明清及现当代，经曲折而日渐复兴，争鸣于诗坛，以诗言志、以诗叙事、以诗纪传，创新发展，发挥着“顷刻间千秋事业，方寸地万里河山”的“凝练”优势。

学术上“诗”与“叙”的论争史来有之，但几千年来的文学发展史证明，诗歌的创作实践和不断发展并不以学术观点之争为转移，也不会以某一权威褒贬而停滞不前，而是依照客观规律自身发展的需要行进，并呼吁中国文学理论能不断有新的建树。

1、格律诗叙事与古体叙事诗歌脉理相承

志与事两者本来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孔子时代志与事、诗与叙就常常黏合在一起，很难分开。《诗·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黄矣》、《大明》等以周朝先祖为对象的作品，与其说“诗言志”的“诗”，莫如说是“诗咏事”。如《大明》8章，首章为：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难忱斯，不易维王。天位殷适，使不挟四方。

······

翻译过来即：

皇天光辉照人间，光采显现于上天。天命无常难预测，国王做好也很难。天命帝辛居王位，终又失国丧威严。

······

    首章先从赞叹皇天伟大、天命难测说起，引出殷命将亡、周命将兴，是全诗的总纲。全诗八章叙述描写王季、文王、武王三代发展史，时序井然，层次清楚。虽笼罩着祀神的宗教气氛和君权神授色彩，但内在的历史真实性一面具有重要史学价值。显然这是一首具有史诗性质的叙事诗，它与《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文王》诸篇联缀，俨然一组开国史诗。其叙事，情势的烘托与景象的渲染交相并举，有详有略、前呼后应的表现手法，避免了呆板、单调，诗意跌宕起伏、气势恢宏而重点突出。诗中“小心翼翼”、“天作之合”句已是流传至今的著名成语，在现代汉语中仍表现出很强的活力。 

    再如载自《吴越春秋》的上古第一首民歌《弹歌》：

“断竹，续竹，飞 土，逐宍。” 

   《弹歌》显然有浓厚的叙事色彩，而且是全叙事。八个字，容量却很大，包容了从制作工具到获取猎物的全过程。意即 ：“孝子不忍见父母为禽兽所食，故作弹弓以守之，絶鸟兽之害。把竹子砍下来，把竹子接起来，做成弓箭，出发打猎了，尘土飞扬，箭头射到了猎物。”把一个原始的狩猎场面写得生动而有气势，很早就彰显了“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艺术传统。

    诗经、楚辞、乐府、歌行等，叙事诗体历经先秦至以后各代承传发展，其间南北朝时期的新诗体永明体还不是格律诗。到唐代，李杜白等创作了大量反映社会现实的乐府叙事诗，并在中唐白居易、元稹推动下，形成乐府诗创作的高潮即新乐府运动。人们熟知的：诸如民间叙事诗汉乐府《陌上桑》、南朝齐谢脁永明体《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南朝梁萧统选录的《古诗十九首》、初唐杜甫的《三吏》《三别》、《兵车行》、《丽人行》，韩愈的《县斋有怀》、《赴江陵途中》、中唐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秦中吟》十首，元稹的与《长恨歌》齐名的《连昌宫词》，李商隐的《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唐代道教诗人吴筠的五言诗《高士·咏伯夷叔齐》、《览古》组诗，皮日休《正乐府》十首等等，在格律诗体形成前后，这些古风诗体在名家名篇引领下把叙事诗创作已推向高峰。

    唐代文学繁荣包括各种文学样式和格律诗这一文学奇葩的先后兴起，各自之间相互影响融合，也都促进了自身发展。因而并非格律诗一枝独盛。

    在诗坛乐府诗与格律诗并行不悖，也都吸收了其它诗体和小说（传奇）、戏剧、散文等文学形式的积极影响。“文章为时，诗歌为事”的叙事理论蔚成新风，使叙事诗的繁荣成为了这个时代文学创作最具特色的表现。盛唐至中唐初，元结在《北征》等诗篇中运用真实的描写，将寄兴融化在字里行间。杜甫入蜀以后，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倾向，有时直以方言俚语作诗。中唐白居易把《新乐府》五十首当作大型叙事诗来创作，借助组诗的形式，对唐初时的太宗治世、玄宗失败、直到德宗宪宗时的社会状况，进行了全面叙写，成为一部诗体的唐朝社会兴衰史，获得了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

    唐后期李商隐继承新乐府讽刺传统，写下不少针砭朝政的咏史诗。其《行次西郊作一百韵》最富叙事精神，几乎囊括了中唐以来近一百年历史。在“西郊”特定的时空背景上，可以看到“安史之乱带来的严重后果，看到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横征暴敛造成的灾难。抨击了现实政治，以沉痛的绝望之情目送着唐帝国日薄西山。其咏史诗创作向更具典型性、抒情性的境界推进。给盛唐和中唐已经有过充分发展的唐诗，以重大推进，使其再次出现高峰。

      在晚唐诗人中，皮日休是唯一参加农民起义的诗人，其叙事诗主要集中在他的《正乐府》十首中，其生成直接关乎时事，一改晚唐艳体乐府的弊端，把国之利弊、民之休戚汇聚笔端。唐末韦庄的叙事长诗《秦妇吟》，与《孔雀东南飞》、《木兰诗》并称乐府三绝，长达1666 字，为现存唐诗中最长的一首， 直接以黄巢起义军入长安这一政治大变动为题材，也有人称之为“诗史”。

     窥一斑知全豹。格律诗定型前后的古体叙事诗开了以诗叙事的先河，彰显了诗歌功能，为格律诗叙事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2、格律诗叙事承先启后在唐代建树了里程碑地位

    近体格律诗成型于唐中宗景龙年间。此间格律诗定型并走向鼎盛，叙事律诗亦登上大雅之堂，叙事功能发挥到极致，造就了唐叙事诗不朽的“魂魄”。

    如诗圣杜甫的《三绝句》、五律《客亭》、《江上》、《江汉》、七律《登楼》、《宿府》、《阁夜》、《秋兴八首》、最长的排律《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王之涣的五绝《登鹳鹊楼》、张继的七绝《枫桥夜泊》、高适的七律《送李少府贬峡中王少府贬长沙》、王勃的五律《杜少府之任蜀州》等等，都创造了叙事律诗的辉煌。

    以诗圣杜甫最长的排律《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为例，现节录如下，看他是怎么用格律诗叙事的：

绝塞乌蛮北，孤城白帝边。飘零仍百里，消渴已三年。雄剑鸣开匣，群书满系船。

乱离心不展，衰谢日萧然。筋力妻孥问，菁华岁月迁。登临多物色，陶冶赖诗篇。
峡束沧江起，岩排石树圆。拂云霾楚气，朝海蹴吴天。煮井为盐速，烧畬度地偏。

有时惊叠嶂，何处觅平川。

······
他日辞神女，伤春怯杜鹃。淡交随聚散，泽国绕回旋。本自依迦叶，何曾藉偓佺。

炉峰生转盼，橘井尚高褰。东走穷归鹤，南征尽跕鸢。晚闻多妙教，卒践塞前愆。
顾凯丹青列，头陀琬琰镌。众香深黯黯，几地肃芊芊。勇猛为心极，清羸任体孱。

金篦空刮眼，镜象未离铨。

    这首诗在中国诗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写于公元767年，是杜甫羁旅夔州期间所作的诗歌之一。此诗篇幅长，涵盖的内容很多。既有自己对羁旅漂泊的感叹、对往事故地的回顾、更有对好友的感谢、期许。从杜诗中能读到一种大气，字字句句中都有最细腻最真挚的情感，他把格律诗叙事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盛唐末年平息安史之乱后，进行政治改革的同时，诗坛上也出现了革新的风气，韩愈（768—824中唐时期）在他现存的诗歌中，叙事诗占的比重为唐代所有重要诗人中叙事诗之最，“以诗叙事”的诗体意识至为强烈。其文学活动中格律诗的创作占有重要地位。如他的绝句《盆池五首》：

老翁真个似童儿，汲水埋盆作小池。一夜青蛙鸣到晓，恰如方口钓鱼时。

莫道盆池作不成，藕稍初种已齐生。从今有雨君须记，来听萧萧打叶声。

瓦沼晨朝水自清，小虫无数不知名。忽然分散无踪影，惟有鱼儿作队行。

泥盆浅小讵成池，夜半青蛙圣得知。一听暗来将伴侣，不烦鸣唤斗雄雌。

池光天影共青青，拍岸才添水数瓶。且待夜深明月去，试看涵泳几多星。

    此作成于元和十年(815)春夏之际，当时作者在京任考功郎中知制诰。地处机要，很想大有作为。以五首绝句叙事、陈情、明理，意旨贯通，以小见大，富含哲思。反映了诗人乐观开朗、看池光见天影、作小池览万象的情怀。再如他的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此诗作于韩愈52 岁时，历代对此诗评价甚高。开门见山地陈述“获罪贬黜”的缘由，一笔直下，气势雄浑，高来高去，酣畅地表达了“诤谏不惜死”的风范，无一丝拖沓。

    白居易（772—846）诗作近三千首，数量之多在唐代诗人中首屈一指。其中律诗体式多样，从句式分，有五言、七言；从篇幅长短分，有十韵以至百韵长律，叙事陈情的格律诗词占突出地位。他和李绅（772—846中唐初至晚唐前期）、元稹等人的最大“变新”之处, 乃是将时事直接入诗。这对唐叙事诗的开拓和发展, 无疑是新的推动。

3、唐诗宋词元曲“为事而作”继往开来

叙事词作在晚唐就开了先例。晚唐叙事词很有名。如唐末花间派词人鼻祖温庭筠词作《更漏子·玉炉香》：

    玉炉香，红蜡泪，偏照画堂秋思。眉翠薄，鬓云残，夜长衾枕寒。

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

    上阕写画堂中人所见，意境在《花间集》中颇常见，第一句主要是衬景，二句景中含情，三句感情色彩强烈，女主人公愁肠百结，呼之欲出。紧接着用“薄”“残”二字，道出辗转反侧无法入睡的情态及内心难言的苦闷。这些景物就像用“秋思”这条线串起来的粒粒珍珠。下阕从室内转到室外，写人所闻，写法则独辟蹊径，写梧桐夜语，直接写雨声，间接写思妇，生动描述了“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闺中少妇深夜怀人的苦情。

    与温庭筠齐名的韦庄善于用清新流畅的白描手法，叙事笔调色彩鲜明，表达感情真挚、深沉。代表作有《菩萨蛮》、《浣溪沙、《应天长》、《荷叶杯》、《清平乐》、《谒金门》、《河传》《天仙子》、《诉衷情》、《女冠子》、《木兰花》等。从叙事的角度和审美情趣上看花间词，一首词里面一般都会从正面和侧面的角度叙述，并常常不是以第一人称口吻就是以第三人的眼光来叙述，从叙事表达的主题思想看，则多为闺阁情愁和相思离别之情，同时期代表作如牛峤的《菩萨蛮》，薛昭蕴的《离别难》、《浣溪沙》，牛希济的《生查子》，张泌的《江城子》，毛文锡的《更漏子》，和凝的《春光好》，顾夐的《《诉衷情》，孙光宪的《清平乐》，魏承班的《玉楼春》，鹿太保的《思越人》，阎选的《河传》，毛熙震的《菩萨蛮》，李珣的《河传》；以及脂香腻粉之间的渗透着空虚落寞之感和放荡享乐之情的词作如皇甫松的《竹枝》、欧阳炯的《浣溪沙》、尹鄂的《秋月夜》等。此中更深入地反映了盛唐不再，世风颓丧。叙事题材一般都是以情爱为主，对个人感触细微处发掘成熟，颇具工雅，打开了宋代婉约词的写作空间。

    源于唐末的词发展于五代时期，鼎盛于宋。宋初词人象晏殊、欧阳修仍没有脱离花间派的影响，到了柳永开始创作长调慢词。自此，词的规模发生显著变化。到了苏轼，词的题材得以进一步发展，怀古伤今的内容进入词作。同时代的秦观善作小令，《浣溪沙》、《踏莎行》、《鹊桥仙》等是其代表作。周邦彦兼善词曲，创造了不少新调。他的词深受柳永影响，声律严整、适于歌唱、字句精巧、刻画细致，代表作有《过秦楼》、《满庭芳》、《兰陵王》、《六丑》等。两宋词坛女词人李清照风格独树一帜，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南宋初年，面临国破家亡的危局，诗词作品多表现爱国之情，辛弃疾被誉为爱国词人，他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受辛词影响，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等人形成了南宋中叶以后声势最大的爱国词派。南宋后期的词人姜夔最为著名。姜词绝大多数是纪游咏物之作，慨叹身世漂零和情场失意的内容居多，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长亭怨慢》。

    词在南宋已达高峰。元代散曲流行，诗词乃退居其后。但元曲在叙事绘景方面仍是大有作为，质朴清新,自然洒脱,情感奔放。如关汉卿的【小令】《四块玉·.闲适二首》：

“旧酒没，新醅泼，老瓦瓮边笑呵呵。共山僧野叟闲吟和。他出一对 鸡，我出一个鹅，闲快活。 ” 

“南耕亩，东山卧，世态人情经历多。闲将往事思量过。贤的是他， 愚的是我，争甚么！ ” 

   《闲适·二首》在元代剧坛上首屈一指。第一首描写了诗人同“山僧野叟”的吟诗唱和，语言通俗易懂，形象鲜明生动，感情真挚脱俗；第二首写在贤愚不分、是非混淆的社会里诗人貌似愚钝却志趣高远。作品紧贴政治黑暗腐败、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时代背景，深刻地再现了社会的现实。再如马致远的小曲《天净沙·思》：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这首小令五句二十八个字。篇幅极短,却描绘了一副绝妙的秋景图。每句中三种事物为一组,,三组画面相映成趣，本是极其简练的白描手法。高明之处在于把前三句写景和末句写人结合起来，使笔下景物具有了浓厚感情色彩，成为人的感情触发之物。由“小桥流水人家”,衬托出“断肠人在天涯”的无家可归的悲苦惆怅,使人可以想见其当时的社会状况。突破了个人愁苦的圈子，具有了一定社会意义。   
      明代诗歌发展道路呈现复杂的状况，在反映现实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方面，逊于唐宋诗词，但诗人或诗作数量却超过前代。也不乏叙事抒情佳作。如陈子龙的《点绛唇·春闺》：

    满眼韶华，东风惯是吹红去。几番烟雾，只有花难护。

    梦里相思，芳草王孙路。春无语。杜鹃啼处，泪洒胭脂雨。

    此词惜花怀人，寄托亡国哀痛与复国希望。起二句先扬后抑。此时词人举目所见是“满眼韶华”，一片春光。继而顿挫，又见东风乍起落红遍地。表现了自然界的变化，从而也折射出时代的变化。下面二句，以“几番”照应前面的“惯”字。“烟雾’二字，补足前句未及写出的“雨”字，于是发出“只有花难护！”的慨叹。表达了亡国之痛，造足了蓄势。下片宕开一笔，径写对明王朝的系念，词的意脉仍与上片紧密相连。悲啼“春无语”和复国不易。

    清代诗人、流派众多。虽然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盛行，但仍不乏反映社会矛盾、暴露现实黑暗的作品，现实主义传统在一些具有进步思想和民族意识的作家中仍有继承和发展。清代主要诗人黄宗羲《卧病旬日未已·闲书所感》：

     此地那堪再度年? 此身惭愧在灯前。

     梦中失哭儿呼我，天末招魂鸟降筵。

     好友多从忠节传，人情不尽绝交篇。

     于今屈指几回死，未死犹然被病眠。

    作品通过描写失落和病魔缠身的情状，并用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之典，表明了明亡后的痛苦心境和爱国之情。再如王士祯的绝句两首：

           《初春济南作》

    山郡逢春复乍晴，陂塘分出几泉清。

    郭边万户皆临水，雪后千峰半入城。

    了了几句把“家家泉水，户户垂杨”泉城春色，和春雪过后城南千佛山的山影映入城中的景象描写得无处不赏心悦目。

         《真州绝句》之一首

    江干多是钓人居，柳陌菱塘一带疏。

    好是日斜风定后，半江红树卖鲈鱼。

    柳陌菱塘、在晚风中垂钓，江岸渔民在深秋红林中热热闹闹地买卖鲈鱼。渔米乡的景致被描绘得简洁利落，宁静中带出活气。清新明丽，语言含蓄，极富神韵。

    清末龚自珍以其先进的思想，打破了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沉寂，领近代文学风气之先。他的诗常着眼于社会、历史和政治的观点来揭露现实，使诗成为现实社会的批判工具。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历经黄遵宪、梁启超倡导“诗界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否定格律诗的极端思潮并没有遮蔽住律诗的魅力。相反却使一代伟人毛泽东，成为了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典范。他的最早格律诗《咏蛙》成于1910年。他在一生献身革命，戎马倥偬，也是格律诗最沉寂的时期，唯他引律诗为伴，作为战斗武器独领风骚。34首（不包含残句、联句及改诗）格律诗词，铭记和见证着中国革命起落跌宕最终走向胜利的各个重要历史关头。真正堪称革命史诗。这里仅举一例他的词作《清平乐·会昌》（1934年夏）：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这首词写于长征即将开始之际，又是毛泽东被削去兵权、国民党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大围剿的时候。在词的整个上阕里，充满朝气的景物与人的不老精神交相辉映，构成了悠远深长而又充满生气的意境，下阕具体描绘了会昌山风景和与战士的接触，表达了作者坚信革命虽然曲折艰难，但必然成功。全词在语言上浅近而又深沉，结构紧密而不拥促，在亦情亦景中，以豪迈的气概把宏大的主题轻松道出。极为紧要的是，“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句暗示朱德、周恩来向东南转移，然后西进。在毛泽东心里已酝酿成熟，将拉开万里长征的序幕。彰显会昌山上破晓时的片刻景观已超越时空，负载着深远的历史内涵和伟大的人格魅力。.

    新时期以来，诗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曾一度沉寂的诗坛，因格律诗伴随着新生活应运而生，呈现出空前的新景象。一千多年后的今天叙事格律诗也不乏佳作，且风采焕发。如河南原阳青年诗人张帆的五言长律《杜甫故里行》，节录如下：

    巩义邀何往？心连笔架山。站街通圣地，伊洛绕瑶湾。沃野秋原阔，嵩邙窑洞闲。

    斯人年少出，墓葬寝陵还。游历探吴越，吟哦念故关。文章传域内，秀句震尘寰。

    公感余仁厚，予伤公命悭。天才难再得，诗史岂能删？妙道无常路，丰华不可攀。

    青莲空傲物，子美复成鳏。一咏双流泪，三嗟独服顽。唏嘘堪忍去，翠柏正斑斓。

    全诗24韵，皆为同一部上平十五删韵。律严工对，叙事井然。再如湖北87岁军旅老人李享生二十年孤灯面壁，在平仄音韵要求极严的形式中，运用比拟手法和民歌、口语，完成巨著《追求》三部曲：《黑与红》《血与火》《写与民》，全诗集七言绝句1200余首，汇文字三万多言，是目前我国第一部最长格律叙事长诗。诗中描述的那些逃亡情景、惊险战场、以及出生入死的抉择等情节和场面，无不栩栩如生，扣人心弦。还有网贴七言长排《日食》(32韵长诗)等，都堪称叙事格律诗范例。

     二、紧贴时政民情是格律诗责无旁贷的使命

   “诗以言志” 最早源自公元前春秋时期《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赵文子对叔向所说的话。《尚书·尧典》中记舜的话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诗经·关雎》》“毛诗序”中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庄子·天下篇》说:“诗以道志。”《荀子·儒效》篇云:“《诗》言是其志也。”之后“诗言志”说便渐而普遍。

    其实各家所说的“诗言志”含义并不完全一样。这一提法的重大负面影响就是：对“志”的概念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以致后世关于“情事”、“情志”、“事理”、“情理”、“道理”、“教化”、“述志”、“言情”等义旨、蕴涵，“孰轻孰重、孰虚孰实、孰有孰无”之辩无休无止。唐以前叙事性质的诗篇，也很少能进入诗论者视野。到杜甫做了大量叙事诗，只做不说——只做“诗叙”不苟“诗论”；中唐时期的韩愈、白居易、元稹继承了杜甫（712—770盛唐初至中唐初）的“以诗叙事”、“以诗立传”、关切民生疾苦的诗道诗风。尤其韩愈对于诗歌的叙事功能更有着自己独到的思考，在他现存的诗歌中，叙事诗占的比重，为唐代所有重要诗人中叙事之最。白居易对通俗性、写实性强调尤为突出，提出了系统的诗歌理论，在《与元九书》中指出，：“文章合为时而作，诗歌合为事而作”。 元结（719—772盛唐至中唐初）在文学主张上，强调“著斯诗也, 将系规讽乎” ，把诗美刺说发展到了极端, 彻底否定了诗的抒情特征，显得有点矫枉过正。到民国时期朱自清把“诗言志”引为“开山纲领”，指出“言志”和“缘情”不同、“言志”意含“政治教化、思想、情感”，亦即“诗以载道”，然独未明言 “诗与事”“诗与叙”的关系。毛泽东在抗战时期不仅肯定了“诗言志”的积极内涵和优秀传统，而且又给它赋予了新思想、新内容。关于“诗言志”的“志”，他虽然没有直接进行诠释，但人们可以从他的大量诗词品评中得到答案：叙事、抒情、明理是格律诗词的统一体。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发表格律诗的报刊有近万家，作者近两千万人。从大约有五百多种公开或内部出版、以格律诗词为主体的诗词杂志不难看出，当代格律诗创作是繁荣的。世界丰富多彩,诗词反映的对象也是多种多样,范围极其宽广。写诗一定要注重诗歌的现实主义功能，表明志向，紧贴现实。如果总写儿女情长的东西，就有失庄重。同时理应打破“西方诗歌重在叙事，中国诗歌重在抒情”的思维定式，与时俱进，用诗人的嗅觉和视野、用诗的意境和形象思维反映新时代、新生活、新事物、新情感。创作格律诗，无论是全叙事、侧重叙事、还是托物言情，都有其独特的表达方式和技巧，“看似寻常却奇崛”，要写出好的叙事诗“成如容易却艰辛”，但只要努力，就会达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将世上疮痍和民之休戚收入诗眼，把人类美好和大同愿景绘诸笔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