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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国奔马--诗人非马掠影

文/宗鹰

有一匹骏马，驰骋在诗坛。他有一幅传神写意的自画像：

任尘沙滚滚／强劲的／马蹄／永远迈在／前头／

一个马年／总要扎扎实实 ／踹它／三百六十五个／笃笃

何止马年如此。岁岁迈前，年年笃笃。这不分明是马，而且是英姿勃勃、意气风发的诗坛奔马吗？偏偏自名为“非马”！除了“白马非马”的中国哲思借喻外，还包涵著诗人的自谦、自信和自励。

诗心

说来凑巧。我第一次见到非马，就欣赏到一幅取意于他的诗作《醉汉》。那是在芝加哥，在赵少昂大师高足陈海韶先生的尚美画苑同非马不期而过。那天，我前去参加芝城文艺春日茶会。听脱著名诗人非马先生也在场，我想凭我的眼光去发现哪个是他。我心中推测著那几个人可能是他。没想到陈海韶作介始时，真正的非马却是在我推测的范围之外。他的衣著，他的神情，他的言谈，在人群中毫不显眼。

“噢！这是取非马诗意画的画”有人说道。

我的视线被那幅画吸引过去了。

那时，我对他的生活经历几乎毫无所知。观赏著那幅画中的醉汉形像，品味著《醉汉》的诗句：

把短短的直巷／走成一条／曲折／回荡的／万里愁肠／

左一脚／十年／右一脚／十年／母亲啊／我正努力／向您／走／来

其神态颇似醉汉，其心态则异于醉汉。观察一下非马本人呢，那天滴酒不沾。既无醉样，更无醉意，何以又自喻为醉汉呢？

在短短的交谈中，我才知道他自幼离别母亲。先是隔著一个台湾海峡，后又隔著一个太平洋。历经二、三十年的思念，才同母亲重聚。由时空酿成的乡念、亲情醇于酒，浓于酒，烈于酒。他怎能不醉呢？他怎能不回荡著“万里愁肠“”呢？

非马的诗空是广阔的，诗情是多样的，但我深深感到，这种亲情的沉醉却仿佛是他的人情和诗情的一个基因。有时它浓缩成对母亲的眷念，有时它扩展成对同自己有著共同的境遇的人们的同情（如像《挑担的老妪》、《月台上的悲剧》），有时候，它衍化为对故国故土的关切（如像《长城谣》、《梦游明陵》、《黄河》等等）。在我的感觉里，这正是非马的“诗心”。

去年，中国华东地区遇到特大洪患。一个夜晚，我家的电话铃响了。拿起话筒，传来非马低沉而焦急的声音：“戴厚英的女儿刚刚来电话，说戴厚英昨晚从上海打来电话，叫她女儿立即同我联络，发起募款救济。我们一起发起好吗？”我毫不迟疑：“我正有这个想法，你就草拟一份发起书吧！”过了几天，在8月1日芝加哥的华报上，刊登了非马7月25日写成的短文《淮河长江在流泪》。他写道：

“每当世界某一个地方遭遇灾难，在美国的华裔踊跃捐输的情形，常使我感动不已。不管是出於血浓于水的民族感情，或人溺己溺的人类慈悲胸怀，我都能在他们的脸上看到可贵的人性光辉。那么就让我们一起伸出温暖的手来，擦乾淮河、长江脸上的泪水吧！”

这是用诗的语言表达了神州赤子之心，由此，也可感受到他的中华民族的“族魂”。如果说诗心是他的亲情、华魂的诗化，那么，亲情华魂则正是他诗情的基因。他的人生阅历尽管大半在“洋域”，但他的为人做事依然使人们感到民族心灵的沟通。其基因在於此。我读过二、三十篇有关非马诗作的评论，遗憾的是有些论者往往只是乐道他的诗象、诗艺，而忽视甚至轻视了他的诗心。

他这种亲情华魂，又同他的“涉世”诗思凝聚在一起。他写的是“比现代主义还现代主义”的诗，但只取“现代主义”的诗象、诗艺，而没有取某些现代主义诗人的人生态度。就其人生态度来说，他却是地地道道的现实主义者。他曾表露说诗人“必须到太阳底下去同大家一起流血流汗，他必须成为社会有用的一员，然后才可能写出有血有肉的作品，才有可能对他生活的社会及时代作忠实的批判和记录”。我几乎翻阅了他全部诗作。透过那些“现代主义”的诗象的外层，可以感受到诗人的目光，从来没有离开过社会。诗作的触角一直伸进社会的深层。《从窗里看雪》，首先看到的却是“黑人／的／牙齿／不再／好脾气地／咧著。”在《电视》里，“一个手指头／轻轻便能关掉的／世界／却关不掉。”就因为那“仇恨的火种”，“引发熊熊的战火”。他的许多诗作，都表明他是一个涉世极深的诗人。

诗路

我同非马相识时，正是他的诗作鼎盛之际。好比一本月历己经翻到八、九月份，我必须一面往回翻阅，回顾他的诗途足印，一面追随著他前行，看著他新踏出的足迹。

他素有“核子诗人”美称。有些人称他“核子诗人”，只是鉴于他既攻研核子，又创作诗歌。其实“核子诗人”对於他应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如同在科技工程上力求让微小的核子放射出无穷的能量一样，在诗歌创作上，他既善於把丰赅的人生体验、卓越的哲意思绪，提炼成诗情和诗艺“浓缩”，又擅于让读者去把他的诗情、诗艺“浓缩铀”裂变为各自的多层次的人生体验、哲意思绪。

纵观其诗歌创作历程，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晨曦期；奔马期；博贯期。

他最初试步诗坛，始于台湾。这与他的家境和生活攸关。他1936年生于台湾省台中市。同年全家返回原籍广东省潮阳县农村。幼年时，他深受中国民间故事和历史人物事迹的陶染。1948年又到台湾投靠已先去台湾的父兄。在台中一中读初中时，五四新文学就闯进他的心灵，激起他的文情思绪。《徐志摩选集》曾使他沉醉。1954年，与同学创办了自写、自编、自印的《晨曦》月刊。1955年，他的散文和诗歌开始出现在台湾报纸副刊。接著，他又著迷于德国诗人里尔克。此时，诗作不多，且尚末定型，但已显露了雏型：以短求精，脱俗求新，“冷静”的科学想像融入“热情”的艺术想像 。这就是他诗路历程中的晨曦探路时期。

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八十年代，他的诗歌创作进入一个马蹄笃笃、驰骋东西的时期。六十年代初期，他似乎出现了一个诗歌创作的“断层”。其实是为诗歌创作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进行了更充分的酝酿。1961年，留学美国，在密尔瓦基的马开大学研究院攻读机械工程。1962年9月，与同在马开大学攻读而来自台湾、原籍湖南的刘之群小姐结缘成婚。1963年，在获得机械硕士学位之后，在密尔瓦基参加一个核能发电厂设计工作，成功的立业，使他有了良好的创作条件。1965年，在台湾《现代文学》上发表诗作及诗歌译作。从1967年起，他参加了《笠》诗人行列。他的科学思维同艺术思维并翔。就在他写诗译诗的年代，他又进入麦迪生的威斯康辛大学攻读。1969年，他获取核工博士学位，进入芝加哥西南郊的阿冈国家研究所，从事核能发电安全研究工作。从此定居于芝加哥西郊的登诺斯哥洛夫。工余，他译介英美当代诗作。英诗中译，其实是他诗歌创作的淬火。“我做这桩工作的时候，奉献的成分居多，没想到，到头来，得益最多的，却是我自己。”

他毕竟是眷恋故土故园的马。“对於生我育我的台湾，我自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在。”他的笃笃马蹄，更多地驰骋在台湾诗坛。他的许多佳作，分别被台湾诸种诗选、诗集所选入。他惯于逆思、反讽熔炼“比现代更现代，比写实更写实”的独特意象，构成短小而隽永的诗歌。因而被人视为台湾诗坛的“异数”。随著台海两岸情势的变化以及他多次回原籍探望年迈的母亲，他的“特殊感情”，也就逐步由宝岛而扩及整个“故园”。1975年，他的处女诗集《在风城》由笠诗社出版。收入从1957至1974年间 58首诗作，中英文对照。甫一出版，立即在台湾诗坛引起热烈反响，好评如潮。1978年《醉汉》一诗获得台湾吴浊流新诗奖佳作奖。1982年，他又获得1981年度吴浊流新诗奖和第二届笠诗翻译奖。1983年，《非马诗选》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1984年，《白马集》由台北时报出版公司出版。而由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出版《非马集》。1986年，台北笠诗社出版《笃笃有声的马蹄》。同年，台北尔雅出版社出版诗集《路》。以产量之丰、题材之广、触角之深和诗象之新而言，《路》标志著他的创作进入了高峰时期。

从八十年代中后期至今，非马进入一个博贯致远的时期。这一时期，诗作数量稍减，这固然受到诗坛淡风影响，但主要是诗人力求博览贯通。1986年的《长城》，1987年的《被挤出风景的树》、《微雕世界》、《孔雀开屏》，1988年的《有希望的早晨》、《盆栽》等等，意象更为洗练，意境更为深远。人们以为，这正预示著他新的创作远景。

诗使

非马从七十年代至今，几乎年年或隔一两年便仆仆风尘奔走在“三岸”，沟通“四坛”。从太平洋此岸，回到台海两岸，沟通美国华人诗坛、台湾诗坛、香港诗坛和中国大陆诗坛。他的交往，常常广及整个文坛。

1991年底，他应邀回家乡潮州参加世界潮人作家研讨会。临行，他告诉我，时间太紧，打算从香港直飞汕头，再从汕头直飞香港。12月中，他甫回芝加哥郊区，立即约我见面。我同他们夫妇相聚在西郊一个华人商场，他先送给我一大叠《华夏诗报》和北京成立东方文化馆的资料，又送过来香港诗人张诗剑和梦如送赠给我的诗文集。我惊异地问：“你不是不到广州，也不在香港停留的吗？”他笑了笑说“友情难却。在潮州开会时改变了主意，去广州同野曼他们见面，路经香港，张诗剑又找了一些诗人同我会见。”

今年五月，由於芝加哥同沈阳是姐妹城市的关系，沈阳著名诗人刘永玉先生应邀来芝加哥参加亚裔文化节活动。刘文玉并不知道非马就住在芝加哥地区。平素很少出头露面的非马，此回却当仁不让，逐天地安排刘文玉的日程。从活动、参观、住宿以至接送人员，都一清二楚地作了安排。一天晚上，刘文玉住宿在我家中。极为感慨地说：“这次幸得有非马这样热心、尽心的朋友。”我不由自主地想到：这回他又花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啊！真是难得的诗使！

难怪一些友人相聚，戏称他为“四通大使”。 他沟通四个文坛，最为显著的是不 遗余力地编选诗集。诗是他所长，他当仁不让地充当“诗使”。1988年，主编《朦胧诗选》（台北新地出版社）。1989年主编《台湾现代诗四十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主编《台湾诗选》〔广州花城出版社）。1991年，主编《台湾现代诗选》（香港文艺风出版社）。人们公认，在诸多台湾诗歌选集中，非马所选编的最为全面而公允地反映诗坛的实绩。

诗品

人品制约著诗品．诗品体现著人品。他有高格的诗品，也有高尚的人品。

在台北《联合报》副刊上，有他写的一篇《咱的人生观》。他与众不同，谈自己的人生观。

“我自己对事情也一向抱著这种只管耕耘不问收获的态度。没有过分的压力，事情反而容易做好。而 且只要没白白浪费掉自己的潜能，便对得起自己了， 大可不必去同别人争什么短长。”

这是他心口如一的话。我忽然想起他写的一句名言：

“写作是寂寞的事业，只有耐得住寂寞的人，才 有可能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

这句名言写在诗集《路》的自序中。《路》是1986年由台北尔雅出版社出版的。写这篇序之时，非马正博誉于美国诗坛、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以至世界华人诗坛。在赞声不绝于耳的时候，他却写出一句警辟的话。

那天晚上，我驾车到他家中，坐他的车一起到华埠，在回程中，我提起正在北京参加学术交流的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先生的话。他在答台北《中时晚报》说：“台湾整个社会都太浮了，大家只会作表面工夫”。非马兄一边驾车，一边感慨地说：何必呢？要紧的是有真实的学问，有真实的作品。”

确实，他是个矢志不移的求真求实而甘于寂寞的人。

在艰苦构思、辛勤写作的时候，他甘于寂寞。

在尚没被欣赏、尚没有赞扬时，他依然甘于寂寞。

在好评如潮、赞声不绝、甚至捧场热烈之时，他更甘于寂寞。

我想起杜甫《丹青行赠曹将军霸》中的名句：“诏谓将军拂绢素，意匠惨淡经营中。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非马这匹诗坛之马，其诗作亦是在寂寞地于“意匠惨淡经营中”。其诗品，其人品，虽不敢妄言“一洗万古凡马空”，却可以说“一洗诗国凡马空”。

［宗鹰 1992.7.16 于美国芝加哥西郊 ］

原载：华夏诗报70期，1992.8.25; 中国学人 3期，1993.3; 潮声，19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