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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志摩生前，与后来成为中国逻辑学第一人的哲学家金岳霖的关系是密切的。他们的友谊与交往，散见于各种史料与徐志摩的书信中。这里勉力勾勒追索的或深或浅的几笔，对于他们湮没在历史风烟中飘渺的人生轨迹，不过是些零星的补缀。然而或许正可藉此多少窥见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中国现代文艺复兴中的一群，在以历史转折为契机中的因缘际会与性情梗概，进而增添一些有趣的文学的史话------“复可破一时之闷、醒同人之目，不亦宜乎？”

                                                               一

   金岳霖，字龙逊，1895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他比徐志摩出国留学早，在当时的北京清华学堂毕业后于1914年9月乘船抵达美国。他最先从美国宾西尼亚大学毕业，获商学学士学位后，却发现自己的兴趣根本不在商学，于是毅然改向。关于这次改向，金岳霖曾专门致信其兄长说：“簿计学，是雕虫小技。我堂堂七尺男儿，何必学这雕虫技艺。昔日项羽不学剑，就是因为剑乃一人敌，不能当万夫。”他想学政治报国，于是于1918年转去哥伦比亚大学研读政治。哥伦比亚大学很快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中国留学生。在哥大学习期间，他结识了很多朋友，其中包括比他晚来一年的徐志摩。此时的徐志摩，还没有开始文学创作。受其父亲的影响，崇尚实业救国，于1919年毕业于美国克拉克大学后进入哥大经济系攻读硕士学位。那时的中国留学生，大都勤工俭学，经济是很困难的。不过出生于富商家庭的徐志摩不同，他一出现，在经济窘困的金岳霖的眼里，就是一副贵公子的派头。他买一套西服，竟花去七十二块美金，这比金岳霖两个月的生活费还要多。新衣上身，刚穿几天，裤腿有了折痕，他借来烫斗一边烫一边和别人争论什么问题，结果一个分心，裤腿烫伤了一大块，怎么办？得，干脆再买一条。但有钱归有钱，徐志摩为人却很随和大方，极易相处，他们很快成了贴心的朋友。

   当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世界各国的政治形势动荡不安，包括中国。遥远故国的政治形势时刻牵引着怀有共同报国热情的他们的心。他们曾一同创办了一份《政治学报》，以上海为窗口，向国内民众传播民主政治。但书生报国，手段极其有限，经费紧张可能也是一个原因，《政治学报》只出了三期，便办不下去了。

   这次中途夭折的办学经验，却使金岳霖认清了在当时的中国从政是没有出路的，因为当时中国是军阀统治的天下，尔虞我诈，弱肉强食，不可能容纳民主政治家。金岳霖在1920年7月拿到政治学博士学位后转而准备去英国游学，寻找新的靶向。恰巧徐志摩这时对英国的罗素产生了兴趣，他曾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中有此记：“我到英国是为要从罗素。······我摆脱了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衔的引诱，买船飘过大西洋，想跟这位二十世纪的福禄泰尔认真年念一点书去。”-----于是他们一同相约，动身去英国游学。“买船飘过大西洋”去英国的途中，就有金岳霖。

   到达英国后，金岳霖开始是进入了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在那里，他阅读了休谟的著作，从此对哲学产生了兴趣。他还阅读了罗素的《数学原理》，这本书中的分析方法使他大获启迪-----于是他转而离开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投奔欧洲哲学的重镇------剑桥大学。金岳霖的求学生涯经过一波三折式的三级跳，终于落入了他感兴趣的哲学领域。而徐志摩呢？不巧得很，当他来到英国后，却发现罗素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主张和平和个人的离婚而给剑桥大学除名了，不得已，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混了半年。”直到第二年春，才在新结识的英国著名作家狄更生的推荐下，以特别生的资格进入了剑桥大学王家学院旁听，得以与金岳霖再次成为校友。正是在那里，徐志摩沐浴了英国资产阶级民主与自由思想的洗礼，接受了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文学精神，特别是英国十九世纪浪漫派文学思潮的影响，使他完成了从自我意识觉醒到文学的自觉追求的转变。这其中的变化，可以用他后来在《吸烟与文化（文化）》一文中的一段来概括：

   “我不敢说受了康桥的洗礼，一个人就会变气息，脱凡胎。我敢说的只是——就我个人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的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我在美国有整两年，在英国也算是整两年。在美国我忙的是上课，听讲，写考卷，龈橡皮糖，看电影，赌咒，在康桥我忙的是散步，划船，骑自转车，烟，闲谈，吃五点钟茶，牛油烤饼，看闲书。如其我到美国的时候是一个不含糊的草包，我离开自由神的时候也还是那原封没有动；但如其我在美国时候不曾通窍，我在康桥的日子至少自己明白了原先只是一肚子颟顸。这分别不能算小。”

    这是文化的外因对他的影响，还有一件事，刺激他此时性灵深处悄悄生发的艺术胚胎发生了根本的裂变，人生命运在这里发生了转折，那就是他在这里认识了随父亲林长明来欧洲游历的美丽才女林徽因。已经结婚的他，不可救药地爱上了她。被爱情的烈火燃烧的深沉激情，让他产生了写诗的冲动，从此走上了诗人之路。后来他回忆说：“整十年前我吹着了一阵奇异的风，也许照着了什么奇异的月色，从此起我的思想就倾向 于分行的抒写。一份深刻的忧郁占定了我；这忧郁，我信，竟于渐渐的潜化了我的气质。······有一个时期我的诗情真有些像是山洪暴发，不分方向的乱冲。那就是我最早写诗 那半年，生命受了一种伟大力量的震撼，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间散作缤纷的花雨。”-----生命受了一种伟大力量的震撼，正是爱之激情的洗礼。这份感情愈演愈烈，以至于他开始反省自己那并没有多少爱情的婚姻，于是决意与原配夫人张幼仪离婚，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自由之偿还自由”，“逃灵魂的命”。1922年3月，应徐志摩的请求，金岳霖到德国柏林为徐志摩与张幼仪当了离婚证人。有趣的是，作为这次离婚证人的金岳霖，于4年后，又成了徐志摩与陆小曼在国内举行的婚礼上的伴婚人。可以说，金岳霖作为徐志摩亲密的朋友，见证了他婚姻的失败与成功。正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然徐志摩婚姻的变故，与他并不相干。

                                                                              二

   1922年8月，徐志摩突然决定归国。金岳霖则继续留在欧洲。徐志摩归国的原因，主要是为了追踪当时已归国的林徽因的倩影。但中国文化界当时已隐然现出“文艺复兴”趋势的气氛以及有识之士对他的呼声，也是促使他再次放弃剑桥大学的博士头衔而归国的因素。“我一生的周折，大都寻得出感情的线索”------这一次，既有感情的线索，也有时代的召唤。

   归国后，徐志摩驰骋文坛，四面出击。和林徽因感情的挫败，反而激发了他那蓄积已久的才华。满腔的哀怨借助新诗得到淋漓地抒发，他那清丽隽永、缠绵悱恻的诗歌很快引起了文坛的瞩目。他和胡适等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组建了新月社，创办了《新月》月刊。就在徐志摩在国内大展身手的时候，金岳霖在欧洲却很潦倒。因为他常常要远足优游，但又没有正式的工作，所以常常陷入经济困境，他不能不向好友徐志摩伸出求援之手。一次，他向徐志摩写信借钱，还说如若不给，就要跳河了。徐志摩这时还处于与林徽因爱情失败的苦闷中，收到这封信，可能也有些哭笑不得，他回信说：“不仅你在法国要跳河，我在中国都要跳海了······我们彼此都要互相祝贺，因为你没跳河，我也没跳海，我们都还活着。”可能顾及到金岳霖在国外的处境不太好，徐志摩后来特意给他的英国友人恩厚之写信推荐金岳霖：

    "我的朋友金岳霖博士"，这话说得多亲切------看得出来，徐志摩对好友金岳霖是很关切的。由于有了这个提前的计划，后来徐志摩在国内着手实施这个英文季刊的创办时，便给当时正在法国游历的金岳霖写信，要他与世界各国知识阶层建立普遍的联系，并邀他速归一起合办季刊。金岳霖听从了好友的召唤，于1925 年12月回到北京。

   金岳霖回到北京时，还带来了一位美国女友，中文译名秦丽莲。因为行李过多，又不大注意外貌得到讲究，结果引来路人侧目，这一段“初到北京来时的妙相”，引来了好友徐志摩的一通顽皮的调侃。这是一段很妙的幽默文，不妨引录如下：

  “他们从京浦路进京，因为那时车子有时脱取（即晚点。笔者注）至一、二天之久，我实在是无法接客，结果他们一对打拉苏一下车来举目无亲！那时天还冷，他们的打扮不十分不古典的：老金他簇着一头乱发，板着一张五天不洗的丑脸，穿着比俄国叫化子更褴褛的洋装，蹩着一双脚；丽琳小姐更好了，头发比他的矗得还高，脑子比他的更黑，穿着一件大得不可开交的古货杏黄花缎的老羊皮袍，那是老金的祖老太爷的，拖着一双破烂得像烂香蕉皮的皮鞋。他们倒会打算，因为行李多，不雇洋车，要了大车，把所有的皮箱、木箱、皮包、篮子、球板、打字机、一个十斤半沉的大梨子破书等等一大堆全给窝了上去，前头一只毛头打结吃不饱的破骡子一蹩一蹩的拉着，旁边走着一个反穿羊皮统面目黧黑的车夫。他们俩，一个穿怪洋装的中国男人和一个穿怪中国衣的外国女人，也是一蹩一蹩的在大车背后跟着！虽则那时还在清早，但他们的那怪相至少不能逃过北京城里官僚治下的势利狗子们的愤怒的注意。黄的白的黑的乃至于杂色的一群狗哄起来结成一大队跟在他们背后直嗥，意思说是叫化子我们也见过，却没见过你们那不中不西的破样子，我们为维持人道尊严与街道治安起见，不得不提高了嗓子对你们表示我们极端的鄙视与厌恶！在这群狗的背后，跟着一大群的野孩子，哲学家尽走，狗尽叫，孩子们尽拍手乐！”

    作为诗人的徐志摩可能语多文学的夸张，但金岳霖和他女友的不修边幅，却于此可见一斑。英文季刊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办成，金岳霖也就没能完成徐志摩设想的联络全球知识分子的任务，而是应中国大学之聘讲授英文和英国历史。但在徐志摩接任《晨报副刊》主编就向他发起约稿要求起，他归国后不能不有所支持，实际上也慢慢成了新月派的一员。在新月社的后期，因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离京南下的原因，金岳霖还从中得到了一点实惠：无人张罗的新月社里的一块地毯，被他拿回家去用了。不过徐志摩并不知晓是谁拿走的，陆小曼对此颇有些嗔怪。这事后来被徐志摩无意中发现。1928年12月的一天，徐志摩离开上海到北京，金岳霖到车站接他去他家中。刚进客厅，金岳霖就对徐志摩打哈哈，徐志摩觉得有些蹊跷，凝神一看，哟，原来新月社不见了的那块地毯，正在他们家美美的铺着哪。当然这点小事在他们之间是不会产生任何裂隙的。金岳霖和他美国女友秦丽莲都对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姻十分关切，对一进门的徐志摩劈头就问为什么不带陆小曼离开上海，为什么让她在上海腐化不健康的环境里呆着，这样那样的说了一大顿，直说得一向机敏玲珑的徐志摩哑口无言。这次徐志摩回上海，金岳霖还为他召集许多新月故友，令徐志摩很想在上海的环境里重振一番文艺上的风雅市面。

   徐志摩曾这样描述喜欢研究逻辑的金岳霖：“金先生的嗜好是捡起一根名词的头发，耐心地拿在手里给分。他可以暂时不吃饭，但这头发丝粗得怪讨厌的，非给它劈开了不得舒服······”也许是这样近乎迂腐固执的治学的专注态度，使他在生活中闹出不少笑话。一次，他写信给徐志摩，说怎么也找不到徐志摩的住址，居然抱怨说徐志摩的住址是在天坛里还是在地狱里，引得徐志摩很着急，但偏偏又粗心地不在信上注明他的地址，让徐志摩怎么也找不到他。无奈之下，徐志摩只好请梁实秋在《青光》杂志上刊登了一个寻人广告。这件看似不可思议但却实实在在发生了的事也引起了徐志摩的一通妙趣横生的“狂扁”，他在给梁实秋的一封信中如此“挖苦”道：

   “他们的办法真妙，既然写信给我，就该把他们的地方通知，那我不就会去找他们，可是不，他们对于他们自己的行踪严守秘密，同时却约我们昨晚上到一个姓张的朋友家里去。我们昨晚去了，那家的门号是四十九号Ａ。我们找到一家四十九号没有Ａ！这里面当然没有他们的朋友，不姓张，我们又转身跑，还是不知下落。昨天我在所有可能的朋友旅馆都去问了，还是白费。······你想这一对天字第一号打拉苏阿木林（上海话，意思是极蠢的人。笔者注），可以蠢到连一个地址都找不到，说不定在这三两天内碰着了什么意外，比如过马路时叫车给碰失了腿，夜晚间叫强盗给破了肚子，或是叫骗子给拐了去贩卖活口！谁知道。秋郎，看来哲学家是学不得的。因为你想，老金虽则天生就不机灵，虽则他的耳朵长得异样的难看甚至于招过某太太极不堪的批评（“某太太”，当然是梁太太了。笔者注）虽则他的眼睛有时候睁得不必要的大，虽则——他总还不是个白痴，何至于忽然间冥顽到这不可想象的糟糕？一定是哲学害了他，柏拉图、葛林、罗素，都有份！要是他果然因为学了哲学而从不灵变到极笨，果然因为笨极了而找不到一个写得明明白白的地址，果然因为找不到而致流落，果然因为流落而至于发生意外，自杀或被杀？那不是坑人，咱们这追悼会也无从开起不是？” 

   -----在诗人徐志摩的眼里，哲学家朋友老金的迂腐是那么的有趣和值得品咂。

                                                                           三

   1931年11月，徐志摩为赶赴北京听林徽因的演讲会，因飞机失事而遇难。消息传来，悲痛的金岳霖亲自赶赴飞机失事现场，送别了好友最后一程。但有意味的是，他继承了徐志摩的遗志，默默地爱着林徽因，自从与美国女友分手后就终身不娶，默默地守护了她一生。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早在游学英国期间，徐志摩因热恋上林徽因而导致婚姻变故的内幕，对于同在英国且过从甚密的金岳霖来说，当然一清二楚。他也曾耳闻林徽因的绰约风采，但始终缘悭一面。直到1928年徐志摩在国内为他引见了林徽因。在见到林徽因的一瞬间，金岳霖的心灵产生了莫名的震颤。他被林徽因的美丽气质所深深折服。在慢慢熟悉的日子里，他又完全被林徽因的人品与才华所倾倒，而对她产生了深深的爱慕。但与诗人徐志摩对林徽因如烈火般的感情不同，作为哲学家与逻辑学家的金岳霖始终在理智中克制着深沉的感情。他与她比邻而居，默默地关怀着她，但从不执意去干扰对方。他只求付出，不求回报。对于他的爱慕，林徽因不能不有所觉察，也很感动。有一次，她很坦诚地对丈夫梁思成说：我同时爱上了两个人，怎么办？也很爱林徽因的梁思成经过一夜深思，回答说：你是自由的，如果你选择了老金，我祝愿你们永远幸福。当林徽因把丈夫的原话转告金岳霖后，金岳霖说：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当退出。从此之后，他们三个人成了终生的好朋友。这段故事中的耐人寻味的对话所透露出来的博大胸怀与善良人性，在理性的指引下已超越了庸俗狭隘的嫉妒而步入了一种神圣的境界。

   如果说徐志摩对林徽因的爱是动人的，为了她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那么，金岳霖对林徽因的爱同样是感人的，为了她默默地守护了终生。两个很好的朋友，居然先后不约而同地爱上了同样一个女人，而且成为她生命里除丈夫之外最爱她的两个男人------这，一方面说明了林徽因自身确实具有不同凡响的魅力，另一方面，却不能不说是一种至真至善至美的人性，在两个至情至性的男人灵魂深处所流露出来的奇迹。它，理应成为文学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供后来人永久地追慕与怀想。

                                                                               四

   还有一笔，值得补叙一下。

   1983年，也就是徐志摩去世52年后，已88岁高龄的金岳霖对来访者谈到了徐志摩：

   “我们取出另一张林徽因照片问他。他看了一会儿回忆道:‘那是在伦敦照的，那时徐志摩也在伦敦。——哦，忘了告诉你们，我认识林徽因还是通过徐志摩的。’于是，话题转到了徐志摩。徐志摩在伦敦邂逅了才貌双全的林徽因，不禁为之倾倒，竟然下决心跟发妻离婚，后来追林徽因不成，失意之下又掉头追求陆小曼。金岳霖谈了自己的感触:‘徐志摩是我的老朋友，但我总感到他滑油，油油油，滑滑滑——’我不免有点愕然，他竟说得有点像顺口溜。我拉长耳朵听他讲下去，‘当然不是说他滑头。’ 经他解释，我们才领会，他是指徐志摩感情放纵，没遮没拦。他接着说:‘林徽因被他父亲带回国后，徐志摩又追到北京。临离伦敦时他说了两句话，前面那句忘了，后面是‘销魂今日进燕京’。看，他满脑子林徽因，我觉得他不自量啊。林徽因梁思成早就认识，他们是两小无猜，两小无猜啊。两家又是世交，连政治上也算世交。两人父亲都是研究系的。徐志摩总是跟着要钻进去，钻也没用！徐志摩不知趣，我很可惜徐志摩这个朋友。’”

   不管是金岳霖年事已高，脑筋犯糊涂，还是什么别的原因，他这样用一种近乎不屑的口气来调侃已死了几十年的老朋友生前一段最为神圣的爱情，总让人感觉有些不近人情。山西作家韩石山曾对此忍不住撰文批驳道：

   “这段话中，好多地方既不合逻辑，也有悖于人情。怎么徐志摩追求林徽因就是不自量了，是说他结过婚又离了，还是说他出身富商，攀不上前司法总长林长民的女儿，也比不上前财政总长梁启超的儿子?即便林徽因与梁思成已然相爱，徐志摩又追林徽因，也没有什么不道德的，怎么就叫不知趣?先说徐志摩是他的老朋友，又说很可惜徐志摩这个朋友，似乎不把徐志摩当朋友了。在徐去世数十年之后说这样的话，总让人觉得不太厚道。

   ------韩石山先生的辩驳条分缕析，逻辑缜密，很有几分以其人之道还置其人之身的味道，也很让人信服-----起码我最先看到金岳霖的那番谈话时也多少有些同感。韩先生的分析当然也是一种可能：生活中纯真的友谊往往会在爱情的嫉妒与自私面前黯然失色。但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人性至于如此诡秘莫测么？金岳霖至于如此么？何况是对一位曾经感情深厚的老朋友。他可能是在实话实说：徐志摩因为执着于感情，没有顾及到林徽因与梁思成的感情发展关系，所以“不自量”，“不知趣”，最后连自己的生命也搭进去了，我很可惜他这个朋友。-----这也许是金岳霖那近乎不屑令人感到有些失之厚道的调侃下面最真实的意图。还有一点，金岳霖说徐志摩“油油油，滑滑滑”，也可以理解。因为在生活中性情严谨，在感情面前善于用理性来控制自己的他，与在生活中性情浪漫，对待感情热烈奔放的徐志摩的性格不亚于天壤之别，他与徐志摩虽然表面上是很好的朋友，但内心里何尝不会对徐志摩的这种性情产生排斥心理，正如徐志摩生前在对金岳霖生活中的迂腐呆滞屡次进行的调侃中，虽然是友好的幽默而把它拿来做生活的调味剂，但未尝不曾含有戏谑嘲笑的成分。许多在生活中成为好友的人，性格其实不大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