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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多次假设，如果有人问我，文化是什么？文化像什么？我肯定语塞。这也难怪，因为文化太过博大，怎么说怎么“比”也只能是豹的一斑。而历史的真象又往往掩埋在滔滔之下，裹挟于红尘之中，陈列在忘川之上的多是变种。文化的演进、变化至此，还真是三言两语说它不清，的确不好回答。诘问自己，依然心虚，每想疏理，欲接近本真，但就是亲近不了，负荷的是困惑，抓住的是乱麻。继而想找点参照，可集市遍布，寺观也不清静；到处都是工厂，伪劣产品大畅其道。复又入思，再入思，置身冥冥，玄思玄想，这能与文化一比的不就是“水”么？

　　由“水”想到了水的生成、变幻、源流等问题，自然也想到一系列有关水的画面和场景。

　　记得第一次坐飞机时，看到了太阳下的云海，那感觉真是神奇，惊涛瞬凝，绵绵不绝，时而千仞壁立，艳阳高照，“灵山”如洗；时而巨浪裂岸，卷起千堆雪，气势蔚为壮观。这云海之海虽有些轻逸，但它的造型无疑更加宏阔伟岸，更加诡异多姿。透过机窗，再注目那白灿灿的云海，心想，这可奇了怪了，在地上看云怎么不是这样，云浓时，叫什么“黑云压城城欲摧”；云淡时，叫“春云淡淡日辉辉”。想不到天上的云竟是这般的洁白这般的神奇，视角的不同竟有这么大的差异，云还是那个云，存在还是那个存在，变幻莫测的浮云也能造恢宏之胜形，成挤兑日月之浩势。在敬畏之下，任何自以为是都显得浅薄而小器。

　　我们都是太阳下的一滴水，我们渺小，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人类的一分子，这个分子太小了，小到一丁点儿。可就是这么一丁点儿不仅能串联起更多的一丁点，而且能链接过去与未来，并以符号的形式证明人类的伟大，思想的伟大，它记录着“一丁点”们的创造、发明、思想以及对人对物的认识和感受。在这个意义上讲，一滴水真可见太阳，至于它凝聚的光和色是多是寡，是平凡还是精彩，似乎已无关紧要，一些品评也就显得多余，因为这些“水”不仅存在着，而且还吸呐着天地日月之精华，透射出阳光的七彩，这已足够。

　　哲人说了“人是符号”，这里的人已成为文明的载体，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也由此而生发。俗语有云曰“女人是水做的”，从表面上看，似乎仅仅指女人的无常，但客观上却反映了男尊女卑的伦理观、文化观，它无疑是偏见的产物。仔细想想，人不都是水做的么？生理的人是这样，文化的人依然是这样。不然，“上善若水”又怎么讲得通呢？人是“水”，文化亦是“水”，如果这个定位或比喻是正确的，那么，这“水”可就有个说头了。

　　常瞎想，这第一滴水从何而来？是先有云、有冰，还是先有今天意义上的水？这最早的水至今还在云雨之间循环么？在我们的血液里还有它的踪迹吗？它由冰而水而云，或是由云而水而冰，甚至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形态和循环，才有了今天水的分类和形状乃至结构。但不管怎么说，我们的生存和发展已经与水息息相关了，甚至可以说没有水就有我们，没有我们又哪里来的文化？这文化之水和自然之水在演进、循环、变幻中又是何其相似。

　　若水的文化自然是有源流之分、清浊之别的。只是文化之水的生成、转变、流动的过程中比自然之水更为复杂更为捉摸不定，疏理和审视的意义更是非同寻常，这是自我认识自我发展的前提和保证。审视自我的文化传统，评判、甄别整体中的精华与糟粕，研究和探讨我们的文化之“流”在交汇、融合、碰撞之中的综合效应，仍至局部断流之后的文化生态问题，许多仁人志士已把这些问题纳入自己的思想视野，并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这无疑是令人欣慰的。

　　即便是这样，我们的文化之存在，或称之为“水”的现状依然不容乐观，堪忧之处显而易见，“源”的问题，“流”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么说并不是矫情，更不是故作深刻，以“文化的问题”来说精英分子与大众如何的不同。如果这么看问题，“精神贵族”的缺位还会长此以往下去，而关乎人的发展和国民素质的提高就依然是个问题。

　　虽说我们的“水”是有问题的，但源和流仍不可混同。这就好比一条河污染了，上游的人老以为这“水”污染与否与自己没多大关联，因为他们在认识的定位上忽略了自己，并有根深蒂固的优越感，总认为自己拥有天下最好的水，即便造成了污染那也是下游的人遭殃。而成天“享受”污染水的人，把更多的怨恨记在了“源头”上，因为他们想的是，一则这水根本就没法净化，源有问题，上流也有问题，要喝要饮就过滤吧，结果杯中之物几近“化学水”了，一些水中之物也被滤得干干净净。而“流”中之水不依然浩浩荡荡地污染着，且如“重力加速度”一般带着更多的污染奔向下游。二则是，即便努力的治理又有什么意义呢？因为治理与受益不够对等，就是改善了水质，受益的是下游而不是我们自己。于是“本位主义”占了上峰，连“门前雪”也懒得去扫了──这是主流意识，或称为管理意识，要命的是这意识下面还有一系列的制度和游戏规则，运行日久，这天下之水也就变成了“姓氏之水”了，也就有你我之分了。另一方面的问题是，“破窗理论”炙手可热，且泛化为一种行为规则，也就是说，面对污浊不堪的水，如果太过本垃，就会产生这样的思维定势──你有权污染，我就有权不保护。结果是我们赖生存的水不仅污染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而且人们对“水”的漠视也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这是民间的意识，虽非主流，但它的破坏力极大。

　　就这，还只是表面的、浅层次的问题，文化的源流问题远比自然之水复杂深奥很多，这样的课题实在是过余庞博，但也不能因此而产生畏难情绪，审视和疏理，辨析与探讨依然是必须的。但认识的突破口又在哪里？源头文化和流文化是一致的吗？对传统文化的“扬弃”倒置了、错位了没有？我们果真是在下一个传统否定上一个传统的习惯中轮回么？对这些问题不疏理清楚，文化建设就只能停留在口头上，就会沦为空想，人的发展也会变异为远离文化精神的另类，这是大家都不希望的。但这些课题无疑涉及到方方面面，工程特别浩大，任务十分艰巨，确非轻而易举就能廓清其是是非非，更非一人之力可以全歼存在的荒谬。这么说是不是就可以持“看水流舟”的态度呢？结论自然是否定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嘛。谁又能拒“水”于自然存在之外，谁又能游离文化之外呢？！

　　一定的阅读经历告诉我，读书其实也是一种寻找参照的过程，读书人能够聊以自慰的地方就在这里。从自己极为有限的参照中，串连一些微不足道的“入思”过程，试就几个问题谈点浅见，旨在自娱，意在抛砖引玉。

　　一、源头文化似江河之水源，但影响更多事、更多人的却是“流”。从文化视角上看，源流关系密切，但又不可等同。源再纯净，无流便无以惠及天下，而流的本真理应是各具特色，可以自洁的。就目下的情形看，源流混同是我们在认识上的一大误区，虽然有人知道误区的所在，但就是不易澄清，其原因复杂，变数也多。有人认为，主要的还是“皇家店”太老的缘故，官本位的横陈不仅霸气冲天，且变种无穷。“革命”的意义始终奔向权力，而文化的传承在各取所需中，不仅不断地被割裂，而且随着解释权的更迭，文化始终没能回到自己的家，更不说以最本真的面目进入人心，进入社会的运行之中。因此，直观的可看到的是，我们的水源之库堪称世界之最，可我们的流却极为可怜，要么干涸、荒漠化，要么污染严重难以洗面饮用。这就是我们的现状，我们现有的文化生态。就文化的表象而言，你可拒绝它，舍弃它，但你却无法离开它。于是，井越掘越深，而“水”却越来越少，且更加苦涩。于是，我们与“水”的现状之怪是：不用它，不行；用它，却难以忍受。由于这种状况的由来已久，所以我们在忘却或拒绝源头之“水”的同时，时时感到了“水荒”的存在。血之暗河涌动着更多的苦涩与无奈，常见的情形是，我们的体内之水──血被污染了，思维和行为变异了却不自知。世上还有什么事比这更悲苦？精神没了家园，文化的流浪者和乞儿就会遍布各个角落，而由此产生的隔膜与仇视是继往“革命”所解决不了的，历史的经验教训一再告诫我们，轮回的老路是不能再走了，热闹的大王易旗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光大并没有多大关系。文化的问题说到底还得从文化的途径来解决，否则，一切煞是好听、好玩的游戏不过都是自欺欺人的把戏。

　　刘明武先生在喧嚣和沉寂并存的背景下，表达了他有点另类的、却十分理性的声音，让热衷文化而有些困惑的人找到了一个不失为参照的“参照”，这是令人欣喜的。他在《呐喊之后的文化沉思》一书中，集中表达了他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以及源、流文传的对比，还有那些可以称之为新奇的发现。他认为一种文化背后，隐藏着创造这种文化的思维方式。不同的文化背后，隐藏着不同的思维方式。他在《天体＆#8226;人体＆#8226;经络》一文中写道：“《圣经》第一页上，最先出现的是神。《周易》第一页上，最先出现的是卦。神会说话，卦却无言。神是人的创造者，而卦却是人的创造物。崇拜神与重视人，这是不是两种思维方式？”又说：“在生生之物的基础上追溯出生生之源，然后站在生生之源的高度上去认识所有的生生之物，站在生生之源的高度上去进行文化、器具的发现创造，这就是中华元文化中所隐藏的思维方式。”在此基础上，推理的结论是：以道论之。诸子百家都继承了这样的思维，儒家以道论礼，以道论天下为公；道家以道论德，以道论政，以道论逍遥人生；兵家以道论兵；天文学家以道论天文，以道论数理；医家以道论医理、医术。以道论之，是中华元文化的精髓，是儒道两家文化的精髓。找到了精髓也就等于找到了灵魂，以道论之虽赫然存在于我们的文化之源，但为何器之“流”又能泛滥于神洲大地两千多年呢？

　　在高峰先生的《意趣玄远话名理》这篇文章里，我们看到了与刘明武先生基本一致的观点：“公元前134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这事件，既标志着一个大一统帝国在文化精神上的真正确立，同时也暗示了注重礼乐教化的儒家思想将在加强中央集权、稳定大一统局面中承担起重大的历史使命······然而汉人过于实际的政治兴趣妨碍了他们在理论思维方面的进一步提高；从两汉诸儒到那位崇尚神仙而特具神秘色彩的淮南王刘安，在建造各自的论理体系时，都没有能够全然摆脱素朴、具体的‘天气论’的影响。”“东汉末年，儒家此前建立起来的道德准则，伦理规范逐渐变为教条，成了名符其实的‘名教’”。功利主义在这时就已偏离了元文化的要义，强权政治集团的出现，为后来王朝更迭制作了标准的模版，为偏离大道、各为小“道”开了先河，树了样板。

　　对这个问题刘明武先生是这么认识的──西汉以后，出现了“以纲论之”，即“以君论之”的思维方式。君，隔断了人与道的直接沟通，隔断了人与天地间的直接沟通。元文化中的“道如何，人如何”与“天地如何，人如何”的做人方式，在“流”文化里，也就是在“三纲”的文化体系里变成了“君如何，人如何”。天下由道治理变为了由君治理，民主的思想，天下为公的基本法则被专制和“家天下”所代替。不可人夺的天下在“道”不存中可以你争我抢，强权集团的战争把百姓绑在了他们的战车上，而战争的无休无止剥夺了人民对文化的享有权、继承权、发展权。于是，我们的民族在这“纲”那“纲”的禁锢下，丧失了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的能力，发现与创造力逐步退化、萎缩，直至只能接受落后挨打的命运。这是从纵向比较而提出来。

　　横向比较的参照物自然是西方文化，刘先生认为，西方文化背后所隐藏的思维方式是“以是论之”或称为“以真论之”。这种方式重视研究生生之物，而不顾生生之源，所以造成的后果是：在人类利用生生之物的同时，也危害了生生之物的父母──天地。一切发明创造乃至建设都必须置于道理之下。刘先生虽是就事论事，但能够启示人的是，我们现在的现状不正是“以纲论之”与“以是论之”混合而生的怪胎吗？“道”是虚枉之道，“器”是他人之器，那我们又流的是什么样的血呢？我们的婴儿又吃什么样的奶呢？龙的传人还是真正的传人吗？经济全球化又要“化”掉我们什么呢？一面是源流混同，对因有文化的握手扬弃取全错了位；一面是对西方文化的生吞活剥，选择的本末倒置，让我们有了在大海中漂泊却没有精神之岸的感觉。这本身就是个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提出，就引出了下面的问题。

　　二、对传统文化如何认识，不仅关系到“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问题，更关系到现实的文化生态、国民性、人的可持续发展、乃至民族可否振兴的问题。特别是在传统文化多次断裂、几经变异又貌似一脉相承、始终一统的前提下，加之西方文化在近、现代的“诨论而吞之，致酿成消化不良之疾”。我们是到彻底清查“家典”的时候了。一说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我们就会自然想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句颠扑不破的话，但何为精华、何为糟粕，如何去“取”，又如何去“去”，却是十分复杂而又艰难的。对那些指鹿为马、混淆黑白的功利主义者而言，他们的“取”和“去”不仅是口头上的轰轰烈烈，而且也是弃“道”之举，因此就有了虚枉和非文化的成份，这本是不足以论的。为了便于廓清那些似乎永远也说不明道不白的是是非非，我们姑且把今天以前的种种话语、文本所形成的思维和行为习惯统称为传统文化。但我们的传统文化无疑具有两面性：一种是吃人的文化，也就有那些没有天地、没有平等、没有民主、只有君臣、只有纲常和强权的文化。这种文化虽是强势的霸道的，但它又是不讲理的文化，是一部分人把另一部分人不当人的文化，是奴隶社会形态在其他社会形态中的文化反映，也就是说作为社会形态的奴隶制可能是消亡了，但作为文化形态却依然在其他社会形态中存在。因为文化并不因改朝换代而发扬光大真正的精华，一般情形是，谁对文化有定位权有解释权，谁的话语就是文化，就是精华，即便这些话语什么也不是，但强权者说它是它就是，说它不是它就不是。只能沉默的人又能如何?纵观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所看到的是，为分配不公为饥寒交迫为所谓政治信仰为这为那而暴动的例子比比皆是，而为文化为思想而革命的人却很鲜见。这大概就是吃人文化能一统天下且不易推翻的原因所在。另一种文化是育人的文化，也可以说是惠人惠天下的文化，也就是“以道论之”，“以理论之”的文化，因为有道有理，所以它是平等的民主的文化。刘明武先生把“育人文化”的特征归结为：“1、特别善于发明创造；2、特别善于提出问题，又特别善于解决问题；3既重视动手，又重视动脑；4、以利于天下的大功绩来赢得民心，以民心赢得天下；5、理性做人，智慧做事；6、遵循道理，不迷信权威；7、自己力图超越前人，也允许后人超越自己；8行而论道。”并说：“儒家讲仁亦讲道。孔子以不仁为基准，批判过猛于虎的苛政。孔子以道为基准，歌颂以选举为标志的公天下，批判以家中传子为标志的家天下。儒家文化主张‘爱人’，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儒家文化不属于吃人的文化。”根据刘明武先生的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华大地上出现的不讲道理的文化───准确地说是乱化，起始于法家学说，成熟于‘三纲’之中，发展于‘忠孝’体系。”“道在董仲舒这里演化为伪道。”伪道的要害就在于它把君与道，君与天等同了起来。由于道产生于一阴一阳，伪道亦产生于一阴一阳，细枝末叶上的相似掩盖了本源上的虚枉，于是以假乱真一“乱”就是二千多年。历代的志士贤能并不是没有洞悉这其中的玄奥，纠出这个“乱”的工作可以说一直就没有停止过，不幸的是，强权集团的频繁更迭一次次中止或影响了“纠”的方式，“纠”的继续，早该澄清的东西始终没有澄清下来。与此同时，由于政治强力的作用，出于社会稳定和苟且偷安的需要，朝野上下就这么一次次篡改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割裂就习惯成自然了。追根溯源，刘明武先生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以伪道为基础，在汉武帝主持的白虎会议上，正式形成了全中华民族伤根动本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对这个观点，笔者深表认同。

　　我们知道，在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中，国与国的竞争主要是指科技的竞争、人才的竞争，但说到底是人的竞争、文化的竞争。对一个泱泱古国而言，我们的文化又如何呢？这是不能回避又必须弄清楚的问题。有人认为，任何民族的传统，都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一个有机整体，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在历史与现实中发挥作用的。对传统文化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实体性的，一种是价值性的。实体性的含义是传统文化的存在，是各种文化现象本身固有的性质，有精华，也有糟粕；价值性的含义是把“精华”和“糟粕”看做已有文化现象在现实条件下的意义和作用，即以我们现在的生存发展为标准，去看过去留下来的东西是好是坏。实体性理解的最大误区，是容易将“存在”和“意义”混淆或等同起来，因此导致以孤立的、片面的、静止的观点看待历史文化现象的存在，从而简单机械地理解和执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参见李德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再思考》）。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依然体现了一种思维方式，如果主流思维或大多数人的思维方式出了偏差，那么审视自己的固有文化就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过程。这对于人的全面发展和国民性的重塑，以及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文化是前提，是保证。文化的真正作用不是为什么什么“服务”而是“指导”和塑造人的灵魂。由于“伪道”的由来已久且始终处于强势，道亦不道早矣！在如此这般的前提下，精华和糟粕到底怎么认定，至今仍没有一个系统的、权威的、大家都能认可的“清单”，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此前提下，这“取”和“去”又如何认定和执行。造成这文化怪状的原因虽然很多，但根本的一条则是理性的缺失，是老用非文化的手段、非文化的思维去对文化进行破立，在具体的操作中，除去政治因素外，功利主义和矫枉过正的习惯模式也误了大事，这不能不引起我们自己的反思──深刻而全面的反思。

　　在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中，精华和糟粕的论证就一直没有休止过，至今仍困惑着我们，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状况？流文化中的挖掘和整理可谓连绵不绝，代有人在，但文化的断裂依然一次次重演，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从源头文化找到一些答案呢？周武王的弟弟周公说过：“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谁又能说这样的话不对呢？在诸如此类的符号里还看得见“吃人”的文化吗？！儒家文化最早信奉的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不也很民主、很诚信、很和谐吗？一个有趣的例子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曹刿是地道的平头百性，但他敢面对面地诘问鲁庄公：“您靠什么敢和齐国一战？”这样的细节才真正体现了“天下为公”，在如此的人文环境里，我们看到的是：没有专制，只有民主，百姓也是“天子”。可作为“汉家儒宗”的叔孙通仅凭“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就博得了刘邦的欢心，儒法自此开始融合，被法家化了的儒家思想比起那些短命的王朝、皇帝算是特别“长寿”了，这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文化之力确是了得，变味的儒家思想自它登上统治地位，到如今已有两千多年了。法家化了的儒学到了宋代又有了新的变化，朱程理学的形成，把董仲舒的“三纲”理论推向了巅峰，所谓“去人欲，存天理”的核心思想就是“三纲”中的“纲”就是天理，而“目”的一切包括权利、自由、人格、尊严都必须去掉。这个先河的确开得太坏，这个“理”真该天诛地灭。正如金紫千先生指出的“理学是儒学的进一步反动化，是禁锢人们思想的枷锁。因此，它也必然会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欣赏，采用来作为统治人民的工具。”“为巩固专制统治而实行的文化专制始自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汉武帝的罢黜百家，到明清两代花样翻新，达于极点。”我们的家什就是这样的杂陈于我们自已的时空，好也罢，赖也罢，烟云之下，绿洲不断的被荒漠化，我们喘息着，跌撞着，在多余的重负下我们又飘忽得没了家园──精神的家园。我们还能任这样的文化生态继续下去吗？回答肯定是：不！

　　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国民性，而国民性又是最能体现固有文化的，国民性是一种典型的表象，而它的背后却是这个文化的“精灵”。鲁迅先生从国民性的揭示入手，他敞开的是文化的种种弊病。谎言与构陷，偏见与傲慢，欺与瞒，吃与骗＆#8226;＆#8226;＆#8226;＆#8226;＆#8226;＆#8226;都是文化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三纲”一统，专制便没了商量，“纲”与“目”的对话就失去基础，平台不复存在，大多人沦为没有发言权、没有参与权的奴仆，久而久之，人的健康个性被剥夺殆尽，最顽劣的病毒便打入了我们的血液，浸入我们的“基因”，生生不息，难以“自滤”，　不能自洁。有人将健康的个性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自尊心，也就是自重、自信、自爱、自强。包括为人格的独立而斗争的权利。二是正义感，也就是懂得责任和义务，能够判别是非，敢于坚持真理，反对邪恶，不畏强暴。三是独创性，也就是要具备创新的精神、能力和勇气，而又不是简单的破坏和所谓的“革命”。过去我们老爱说：“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在文化的破立上，的确值得我们去认真总结加反思。

　　在一个传统文化特别悠久的国度里，我们的“包袱”无疑是深重的，想要轻装快行，就必须丢掉很多东西，但丢完了，又觉得两手空空；而要背负历史，确又重荷难行。这大概就是我们的文化生态。去伪存真的过程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如何对得外部现成对象的问题，而是我们自身如何对待自己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走向的问题，自我发展的问题。我们从何处来？我们从自己的历史中来。我们要往哪里去了？我们要向自己的未来自己的希望去。因此，我们既不能脱离自己的传统，无视“水”之源头，无视“流”之清浊，回避我们赖以生存和可否发展的“水质”。同时又不能老停留于过去的传统中，在过去的辉煌里，以“过去比你们阔多了”来自慰。另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全盘否定、随意断裂自己的传统文化──是再也不能进行下去了。因此，基本的态度应该是，正视现状，正视“流”的存在，在文化领域里真正做好“正本清源”的工作，千方百计地搞好“水”的治理，“清流洁源”，恢复植被，保护源头，综合治理，洁净水流，如此努力不懈，干净卫生之水才可源源不断，我们的健康才会得到保证。

　　这是我的希望所在，相信也是更多人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