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卖书换酒

（1967年秋）

在离开汀江水轮泵工地之前，我几乎每个月都有一点工资收入。自离开工地以后，就像断了水源的井，一天天干涸，我仅有的一点节余，很快就花完了。在无法可想的情况下，我做出了读书人艰难的抉择——卖书换酒。

那时，我家已经是个大家庭了。九口人当中，能吃会干的有6个人：母亲、兄嫂都是生产队的主要农业劳动力，父亲缝衣、大弟理发，算是搞副业，要按规定交钱到生产队记工分，我虽然对农事还比较生疏，却也算个强劳动力；还不会干活的只有原本在永定一中读初二、“文革”开始后辍学的小弟，刚读完小学二年级也因“文革”辍学的小妹和一个3岁的侄儿。按照生产队年终分配结果，我家是当然的“大盈长户”。所谓的“盈长户”，就是全家全年劳动总收入（生产队的劳动日值<？元/10工分>×全家劳动总工分）减去全家总支出（口粮款＋各项借款＋社会负担）之后还有盈余的家庭。相对而言的就叫做“超支户”。既然是“大盈长户”，按理说家庭生活起码比较富裕，我不至于陷入困窘的境地。

然而，年终结算时，生产队却拿不出钱来的。一个原因是，一部分钱还在“超支户”那里欠着，“超支户”要跟“盈长户”挂钩抵账才能称谷子，而“超支户”就是因为人多劳力少，既缺工分又缺钱，所以，“盈长户”也照样缺钱用。二个原因是，生产队虽有些副业收入，如砍树、起树（见前文《第一次学扛树》）及一些副业人员交队记工分的，但队里要投入大量的生产成本（肥料、农药等），还须支付必要的办公费用，所剩无几。三个原因是，生产队虽有几口鱼塘，有养大鱼的，也有养小鱼的，但大鱼出息时，要应付社员们的日常生活借支，有的社员干脆称些鱼来改善改善生活；小鱼是鱼苗，要到来年才有出售。所以，尽管是“大盈长户”，平时的手头也是相当的拮据，到年终也没有几个钱。况且，父兄当家，还要安排一家人的柴米油盐和衣着，还得应付人情世故。更令父兄伤脑筋的是，一家人挤在四个不足9平方米的房间里，而且眼看着我和弟弟们逐年长大，解决住房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自然不方便向父兄开口要钱了。

没办法，自己只得尽量节省，可买可不买的东西就不买，可多可少的东西就尽量少买，然而有时总还得买。最糟糕的是，我天生会喝酒（见前文《第一次喝酒》），而且经过几年的“历练”，不但酒量不错，还有了酒瘾，特别是干过重力活之后，总希望能啜上一口，活活血气，松松筋骨；还有就是情绪低落、心绪难平的时候，也很想啜一口，解解愁闷，宽宽胸襟。有时，夜静独思，辗转反侧，想来想去，只觉得自己妄读诗书！从小学到高中，所有书籍至今仍在，堆满几个厨子、箱子，现今有何用处？不如把它买了，换些酒吃，还能提提精神，长长力气。

于是动手整理。先清理小学部分的，觉得都已过时，只是珠算口诀不熟，留下《珠算课本》也许有用。再清理初中部分的，觉得这些都是基础课程，高中课本留着就行，不过《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卫生》、《自然地理》等还比较实用，也留着吧，其余全部卖掉。我把它们卖给供销商店做包装用纸，每斤一毛五，买了七八块钱，兴冲冲的，心想：这些钱够换10斤酒，兄弟们都不喝酒，我自己可以应付一阵子了！

秋收之前，哥哥看见本村有人用烟刀切烟丝很受欢迎，秋收后，他也设法买了一张烟刀，也用了一段时间。渐入深冬，裁缝进入旺季。父亲的缝衣活比较多，就叫哥哥帮忙，哥哥就把烟刀给用我，让我学切烟丝。切烟丝，技术要求不太高，还看别人切过，只是水分要合适，勤磨刀，不贪快，就能切出均匀细嫩的烟丝来。

我学得也快，不久，我就能跟下村的育芬一起出门去替人加工烟丝了。每逢墟天，我们早早就赶到峰市下街，在他亲戚的一间空店里，借来条凳，架起烟刀，招揽生意。那时，广东人爱抽烟却很少人会种烟，他们每逢峰市墟天，就会赶来买烟叶，叫我们给加工。当时，当地人要求切的烟丝比较细嫩，加工1斤烟叶收费二毛。广东人加工的烟丝可以比较粗，加工1斤烟叶收费一毛五，我们还是觉得很合算。为了揽活，我们常给他们介绍货主，或者帮他们挑选烟叶。

这样，我的手头才有了几个活钱，暂时就不再卖书了。

附  记

1970年，我还卖过一次书。那时我们已经分家，我和母亲及弟弟妹妹为一家，5口人。大弟弟去芦下坝水电站工地了，小弟弟去投师学艺了，我得了急性肾炎，没钱看病，就又一次卖书。那次，仅留下高中全套俄语课本、俄华字典、新华字典，其余全部卖掉了。没想到，留下的俄语课本和俄华字典，在十几年后竟然还发挥了作用——永定县城关中学复办了俄语班，缺教师，六十年代在一中时期的老同事，忽然想起了我，又千方百计把我调去教俄语了。

又：我的一位堂叔，原来在永定侨育中学教书，因为家庭成分“地主”，“文革”开始后被解职，由学校的红卫兵押送回家，生活陷入困境，1968年，他把几百册几十年的藏书拿到峰市街上摆地摊出卖，也一时引起轰动。1978年平反复职，被调到邻近的洪山中学任教，1980年退休，后改为离休。

2011-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