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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道法墨佛

三、法家的主流文化精神

    与儒家和道家相比，法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相对较弱。虽说法家的缘起，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儒家的“德治说”而归纳出“法治说”，但因秦奉行“法治而传二世即亡”，故使法家在秦朝灭亡之后而声名扫地。现在看来，“以法治国”并无错，错在秦朝实行的乃是“以罚治国”。使得法家代秦受过，受到多数人的憎恨。秦以后的统治者们已经不敢在公开场合下倡导法家学说，而只能暗中运用法家思想来维护其统治，千百年来，儒法两家在治国方略上互为表里，即“胡萝卜与大棒”同时使用。如今“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的两手已成为深入人心的口号。与儒、道、墨、佛一样，在齐鲁文化中，法家思想是不可或缺的。法家的主流文化精神，是中国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遗传基因”。

1、先秦法家思想的基本主张

    法、术、势是法家思想的基本内核。它们具有不同的内容和功能，在维护君主权力和统治秩序方面，有相互补充作用。

    战国前、中期，一批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立场上的政治改革家，顺应历史潮流，辅助一些国君进行了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经济改革。他们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和方法，以实现改革并巩固改革的成果。他们彼此之间的主张不尽相同，但仍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主张变法革新；加强君权；反对贵族的世卿世禄和血缘宗法制；主张发展封建经济，提倡耕战政策，富国强兵。这类改革家和思想家，被称为前期法家，代表人物是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

    前期法家分为以商鞅为代表的重法派；以申不害为代表的重术派；以慎到为代表的重势派。

    商鞅重“法”。他协助秦孝公在秦国进行了彻底的变法运动，使秦国富强起来，奠定了以后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基础。商鞅认为，法令是人民的生命、治国的根本：“法也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商君书·定分》）。他还认为，“仁义不足以治天下”，因而圣明的君王“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商君书·画策》）。他公开宣称要明法严刑。在他看来，只有法令昭彰，刑法严格，才能稳定社会秩序，贯彻其政策，达到“民安”、“国治”。他主张“以刑去刑”，借助刑罚消除刑罚。因此，他主张治理国家要“刑多而少赏”。（《商君书·开塞》）

    商鞅的法治思想，除了严刑峻法外，还包含赏行罚必和刑无等级的主张。他认为，治国除靠刑的一手，还应用赏的一手。“刑者所以禁邪也，而赏者所以助禁也。”（《商君书·算地》）无论刑赏，都应说到做到：“赏厚而信，刑重而必”（《商君书·修权》）。不仅如此，刑赏都要“不失疏远，不违亲近”（同上）。他说：“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于大夫庶人，不管地位多高，功劳多大，犯了罪，一律同样惩处。

    商鞅的重法思想，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打破了儒家主张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尊尊”等级原则。它虽然是一种残酷镇压的专制主义理论，但在当时却是一种进步的政治主张。

    申不害重“术”。“术”即权术。他在韩国辅佐昭侯，“内修政教，外应诸侯”，使韩国“国治兵强，无侵韩者”（《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他讲“术”的目的是加强君主的权力。韩非曾分析说：“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所执也。”（《韩非子·定法》）

    申不害认为，君主必须执掌大权，以驾驭群臣。君臣关系是：“君如身，臣如手；君若号，臣如响；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君操其柄，臣事其常。”（《申子·大体》）亦即臣只能是君主意志的执行者。在他看来，“能独占者可以为天下王”（《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而要独断，就要善于用“术”。要将自己的意志情感和心理深藏在内心，不可窥测，才能洞见大臣的思想，加以控制。这便是“君人南面之术”。术的主要作用，在于辨别群臣的忠奸，考核其能力，衡量其功过，以加强法制和君主专制。

    慎到重“势”。“势”即权势。他曾讲学齐国，颇负盛名。他认为：“贤不足以服不肖，而势位足以屈贤”（《慎子·威德篇》）。据此，他认为，贤人之所以屈服于不肖者，是因为“权轻”；不肖者之所以服于贤者，是因为贤者“位尊”。正因为如此，君主只有拥有绝对的权势，“抱法处势”，才能治理好天下。

    前期法家关于法、术、势的思想，顺应了历史潮流，具有积极意义。

2、韩非——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韩非生当战国末期，集前期法家思想之大成，将法、术、势有机结合，建立了一个以维护中央集权国家为目的、以加强君主专制为核心的思想体系。

    韩非比较了解前期“法”、“术”、“势”三派的得失，认为必须综合采用三派的长处，才能完成一匡天下的帝王之业。他认为，秦用商鞅之“法”，国富兵强，但因“无术以知奸”，国家富强的成果都被大臣篡夺为扩张私门势力的资本。申不害的“术”，因为法令不统一，前后矛盾，使奸臣有机可乘，以致申不害执政17年而“不至于霸王”（《韩非子·定法》）。慎到的“势”，国君实行起来有治有乱，原因在于缺乏必要的“术”。因此，韩非主张取长补短，法、术、势结合使用，以便“致帝王之功”。

    韩非继承和发展了商鞅的法治理论。韩非极力主张：“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五*》），把法制强调到了绝对化的程度。他还力主“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这是对商鞅“刑无等级”思想的继承，是对宗法等级制的否定。

    对于申不害的“术”，韩非也加以继承和发展。他说：“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韩非子·难三》）“术”就是权术，是君主驾驭、使用、考察群臣的一种手段，是君主藏于心中，最亲近者也无法知道的。如果君主无“术”，就会受蒙蔽，不能知奸。

    韩非还继承和发展了慎到的“势”。在他的心目中，势是实行法和术的基础。“势者，胜众之资也。”（《韩非子·八经》）没有掌握臣民生杀予夺的势，君主就无法号令天下，也就形同虚设。 他指出，如果有才而无势，则贤者不能制服不肖者。桀虽昏暴，但贵为天子，能控制天下，并非其贤，而是“势众”。因此，他要君主务必牢牢控制权势。君主的权势好比深渊，臣民好比鱼。君主有了深渊，方能圈臣民于渊中，为己所用。否则，就不能驾驭臣民，导致亡国灭身（见《韩非子·内储说下》）因此，他主张君主要“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韩非子·六反》）。

    韩非综合了前期法家的法、术、势的思想，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君主专制的政治理论学说，是为其“尊主安国”的政治理想服务的。他讲过：“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韩非子·忠孝》）这是封建“三纲”的萌芽。他公开宣称，法、术、势三者“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韩非子·难势》）。

    韩非认为，历史是进化的、发展的。因而，治理天下的措施也应顺从时势。他提出一个论断：“圣人不期循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韩非子·五*》）。意即圣人不因循古已有之的东西，不墨守成规，而是根据当时的社会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措施。

    韩非力图从物质方面寻找社会发展和人们彼此争斗的原因。他把物质利害关系看作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认为财富和人口的多少，是社会制度和道德面貌不同的根据。他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一个从不争到争的过程。在古代，“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在今天，“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韩非子·五*》）。因此，不是古人比今人的道德高尚，不争财物，而是由于财物丰裕。君主治国，要以财富多少、供养厚薄为制定政策的依据。这就是从理论上为地主阶级争财富、争天下的合理性作了论证。

    据此，韩非把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概括为“上古”、“中世”、“当今”三个阶段。三个阶段之间，是一个由不争到争，由推重道德到崇尚力气的过程，并且具有内在的必然性。韩非认为，“上古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因此，必须实行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富国强兵，靠“气力”统一天下。

    这种由道德而智谋而“气力”的三世演化说，是一种承认发展的历史观，是韩非专制主义法制理论的必然结论。

    韩非思想的终极目的是尊主卑臣，绝对尊君，赋专制君主以无限的权力。

    先秦法家，从前期的商鞅、慎到、申不害，到集法、术、势大成的韩非，尽管各自理论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主张以力服人，鼓吹强权政治，推行专制主义。

    法家所讲的法治，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恰恰相反，它是为君主独揽大权服务的，是专制主义的政治学说。

    在法家的心目中，“生存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管子·论法》）即立法权属于国君，臣民只有执法、尽法的义务。

    为了巩固君主的地位，法家主张国君起用法术之士，利用法术，以强干弱枝。

    汉以后的整个封建社会，历代统治者无不向法家学说寻求妙方。而法家学说中尊君卑臣，强干弱枝，使臣下互相牵制，以及君主意志“不可以示人”等权术，确也为其立下了汗马功劳。这种以镇压为主要手段的法家思想，与温柔敦厚、以教化为主要特色的儒家思想，交互为用，延续了封建统治。

3、法家的理想人格

    法家的处世态度是：遵守法令和纪律；不靠他人庇护而生活，以自己的力量争得人生地位，实现个体价值；积极入世，奋勇进取，以统一天下为己任。由这种态度出发，法家的思想人格自然是英雄。他们从人皆“用计算之心以相待”的人性论出发，以功利主义为原则，以刑罚和庆赏来刺激人的生存愿望。杀敌报国，立功受奖的勇武之士是他们所欣赏的形象。

    法家的这种思想人格，建立在对己对人的信心基础上。它对于血缘宗法制度是一种否定，是一种力量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这种理想人格不是靠反求诸己的道德自我提升来实现，也不是仰仗他人的怜悯或侠义心肠的援助来完成，更不是凭借整齐是非、泯灭物我来体验。它是一种向外追求、注重实际的人生理想。可以说，至少在先秦时期，法家的理想人格，作为一种群体意识，表现了一种地主阶级上升时期的勃勃生气，反映了地主阶级对自己力量和前途的高度信心。

    与儒家在道德修养面前人人平等，“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性恶》）的标准不同，法家在把平等思想的实现寄托于自己力量的同时，还执著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在法家看来，“臣主之间非兄弟之亲也”（《韩非子·难四》），君臣上下都应以法为准绳。“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意即无论才智、地位的高下，在法令面前，人人平等。法家代表人物对于自家所倡扬的这种理论，是身体力行的。商鞅抓住太子犯法的事件，“刑其傅公子虞，琼其师公孙贾”（《史记·商君列传》）。史称：“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师傅。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強，諸侯畏懼。然刻深寡恩，特以強服之耳。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