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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道法墨佛

各家主流文化精神及人格魅力简述

（四）

                                王铁原创

　　四 墨家的主流文化精神

　　山东齐鲁不愧为中国古代“文化之邦”。争鸣于春秋时代的“百家”，其各家学说的具体内容虽已难考据完整，但流传至今的对中国文化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的儒道墨三家均发源于齐鲁大地。单就这一点说，中国的其他省份是无法与齐鲁抗衡的。

　　墨家是先秦时期与儒家双峰并峙的学派，同被称为“显学”。两家思想观点不同，相互辩驳，揭开了先秦百家争鸣的序幕。墨家代表小生产者的利益，具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作为民间学说，它的“显学”地位纵贯整个战国时期；秦统一后，墨家思想由胜而衰；到西汉中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墨学逐渐湮没，成为“绝学”。

　　1  墨子与墨家学说

　　墨子名翟，是春秋战国之际的思想家、政治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大多数学者认为，墨子是鲁国人，生活于公元前468年（周定王元年）到公元前376年（周安王二十六年）之间，晚于孔子而早于孟子。墨子出身低微。据《淮南子·要略》记载，墨子早年曾经“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悦），厚葬靡财而贪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这就是说，墨子离开儒家学派而创立了自己的学说，成为继孔子之后山东出现的又一位影响中国文化进程的领军人物。

　　从春秋战国之际到秦统一前，墨学兴盛一时。其主要原因，不仅是因为统一的专制集权国家还未建立，思想统治还不严密，而且与墨者大都出身于士阶层，善写巧辩有关，特别是与墨家带有人民性的社会政治主张和功利性的伦理道德观念有密切关系。

　　墨家厌弃当时的社会动乱，同情人民的遭遇，认为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墨子·非乐上》）。墨子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他揭露“当今之主”的搜刮无度：向百姓征收重税，用来建造宫室台榭，并使其结构曲折多姿，蔚为壮观。左右的人都起而仿效，以致财政匮乏，不能抵御灾荒，救济孤寡，国家贫困而百姓难以治理（参见《墨子·节用下》）。“当今之主”为了建造宫室台榭尚且如此，他们对于百姓的舟车、妻妾，也无不巧取豪夺，以满足他们的贪欲。这样下去，势必造成“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老百姓“饥寒并至”的严重后果。因此，墨家倡导统治者“节用”、“非乐”，减少一切不必要的开支。只有节省财政开支，减轻百姓负担，使人民得到休息，国家才能富强。墨子说：“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墨子·节用中》）

　　不仅如此，墨子还特别反对战争，主张“非攻”。他从维护小生产者利益的立场出发，反对那些攻伐兼并的战争。他指责“王公大人天下之诸侯”，为了一己之私利，“攻伐无罪之国”，侵入别人国境，割掉其庄稼，毁坏其城池，杀害其牲口，焚毁其祖庙，屠杀其人民，搬走其国家的宝器，给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今唯毋唯一时，则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墨子·非攻中》）。因此，墨子坚决反对攻伐他人之国的战争，以消除“民之三患”，给人民以起码的生存条件，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

　　墨子认为，人民之所以有“三患”，社会上之所以争斗不止，主要在于人与人之间缺乏仁爱之心。

　　墨子认为，“国之与国之相攻，家之与家之相篡，人之与人之相贼，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是“天下之害”（《墨子·兼爱中》），必须去除。在墨家看来，老百姓之所以有食、衣、息不能满足得“三患”，有国相攻、家相篡、人相贼的祸害，在于人们“不相爱”，“交相亏贼”（同上），只顾自己，自私自利。他们把这叫做“别”，认为是一种不良现象。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人叫“别士”，只顾自己不顾全国的君主叫“别君”。

　　“别”是天下之大害，应予消除，办法是“兼以易别”：“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所谓“兼”，是互相彼此的意思，既不分人我，“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墨家认为，“兼”是“圣王之道”，是使王公大人的统治得以安稳，万民衣食得以丰足的根本办法，所以，必须以兼易别。

　　以兼易别的根本内容是兼爱。兼爱是墨家学说的核心，兼爱的基本要求和特征是爱无差等。

　　墨子认为：“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视父兄与君若其身，恶施不孝？犹有不慈者乎？视弟子与臣若其身，恶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犹有盗贼乎？故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窃？视人身若其身，谁贼？盗贼亡有，犹又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乎？视人家若其家，谁乱？视人国若其国，谁攻？故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亡有。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墨子·兼爱上》）。墨子这种观点，要求不分等级、无差别地爱一切人，实质上具有打破宗法等级观念的作用。

　　和孔子“罕言利”（《论语·子罕》），宣扬“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的态度截然不同，墨子大谈“利”。如果说，孔子是以伦理规范去制约利，那么，墨子则是用利去充实伦理规范。

　　在墨子眼中，“义，利也”（《墨子·经上》）。“仁人之事，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者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墨子·非乐上》）一切言论行动，都以是否有利为标准：“凡言凡动，利于天鬼百姓者为之”，否则就“舍之”（《墨子·贵义》）。义之所以得到提倡，受到拥护，是由于“义可以利人”（《墨子·耕柱》）

　　墨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兼爱学说，也是以利为根本原则的。墨子说：“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熹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墨子·鲁问》）这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尊天、事鬼、兼爱、非攻十项主张，是墨子思想的基本内容。这些主张，都以“利”为出发点。

　　墨子把兼相爱、交相利相提并论，兼相爱是为了交相利，交相利即是兼相爱。他认为，统治者讲爱民，不能停留于口头。而应“示之以利”（《墨子·节用中》），给人民实际利益。因此，墨子讲兼爱，往往“爱人”与“利人”并提。

　　墨子这种利即是义的观点，是一种功利主义价值观，是一种群体本位的思想反映，它排斥个人利己主义，是我国古文化的一个优良传统。

　　墨子兼相爱、交相利的主张，是其平等互助思想的反映，它体现了墨家学说代表下层劳动人民的立场。但是，他并不反对等级制度，等级观念与平等互助观念在他的头脑中是并存的。

　　墨子力主兼相爱、交相利，是为了使国与国、家与家、人与人之间，友好相处，恢复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的社会秩序。因此，与儒家一样，他也大力提倡忠孝惠慈的伦理规范。人格平等的尚贤心理和天下一家的尚同观念，是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墨家的理想人格

　　墨家的理想人格是义侠。与儒家讲义利对立、舍利取义的价值取向不同，墨家义利并重，认为义即是利，无利则不义。人们需要互助互利，平均平等，反对国与国之间相攻，家与家之间相篡，人与人之间相贼。消除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的现象。要求尊重和保护个人的利益，义气相连，互助实惠。

　　实际上，墨子思想体系的功利主义原则，以利为仁、为义的价值观念，都带有明显的利他主义色彩。兼相爱，是要“利人”。爱人、利人，首先应从自己做起：“必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墨子·兼爱下》）。墨子特别强调视人为同怀，相互帮助，主张“有力者疾以助人，有才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尚贤下》），“余力以相劳，余财以相分，良道以相教”。在实际生活中，墨子及其门徒也是按照其“利人”的原则办事的。他们“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他们生活清苦而不怨，“量腹而食，度身而衣”（《墨子·鲁问》）。门徒们都“以裘褐为衣，以**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庄子·天下篇》）。他们穿粗布，着草鞋，奔走呼号，扶弱抗强。这些，都表现了他们视人如己，一心为他人的古道热肠，体现了侠义精神。

　　不过，墨家的侠义，与一般意义的侠，特别是与后世小说中描写的侠客，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有一整套理论，有明确的政治主张，有强烈的团体意识；后者却主要是因个人遭遇的不顺，或对现实不满，而杀富济贫，扶危济困，带有强烈的个人情绪，缺乏理性意识。冯有兰先生曾指出，墨家虽出于侠，但与普通侠士有不同之处：侠士为帮人打仗专家，而墨家者流为主义的帮人打仗专家；墨子不仅为有主义的打仗专家，且亦进而讲治国之道；侠士之团体中自有其道德，墨子不但实行其道德，且将此道德系统化、伦理化，并欲使之普遍化，以为一般社会之公共的道德。

　　墨家作为先秦时期黎民百姓的思想代表，始终把“诚信”作为评价仁人的一条重要道德标准，推崇忠信之士。墨子认为：“仁人之士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兼爱下》）。为达此目的，就必须加强自身修养，首先做到“志强智达，言信行果”（《墨子·修身》），只有言而有信、说到做到，才能得到人们的信任，保持美名，广结宾朋。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