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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在华阴苗在颍上
诗人阿红说自己有两个籍贯，根生在陕西华阴，苗长在安徽颍上。1930年1月20日，阿红出生在陕西省华阴县王家桥村一个中药世家，他是家中长子，学名王占彪，乳名百年。在王家桥一代，王家是当时有名的世家，阿红的太爷在清末曾获过功名，他的祖父经商，据说在家族最繁盛的时代，从陕西华阴到安徽颍上县，一路都有商号。阿红两岁时，陕西连年大旱，一家人由华阴迁居到安徽省颍上县生活。
在颍上，王家还有两间店铺，一间中药店，一间杂货店，中药店名“广顺谦”，有五间门面、四进院子，本家住三进院。父亲经营生意，母亲操持家务，阿红有个快乐的童年。颍上是管仲的故乡，北郊有管仲墓，他小时常去那里玩，多年后仍记得那里的松林和镌刻着“管仲父墓”的高高石碑。由于是家中长子，父亲早早教他认字，6岁入私塾，家中的《三国志》《水浒传》《红楼梦》等书是他最喜欢翻的。后来，县城书店里售卖鲁迅、茅盾、巴金等人的书，他跟着书中的人物喜忧，成了小书迷。
1948年，阿红高中毕业，他的志向是成为哲学家。他分别在蚌埠、南京报考了北京大学、中央大学、震旦大学、辅仁大学、政治大学五所院校，科系有中文、哲学、外语、经济……但因他政治大学体检不合格，在北京大学的考场上突然生病，只完成了三所大学的考试，最终同时被中央大学哲学系、震旦大学经济系、辅仁大学英语系录取。思量再三，他选择了“中大”，这是国立院校，名牌大学，同时收费少。那一年，中央大学的报考者达18000多人，仅录取1001人。
艾青称他为“诗歌的舵手”
1949年4月，南京解放，中央大学随即更名为南京大学。也是这年，阿红从哲学系转到中文系，“要把创作作为自己的职业”。在这里，他遇到一位好老师——路翎。
在学校，路翎教授“小说习作”，每周三节课。早在上大学前，阿红就读过路翎的长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和另几本书，他喜欢路翎对各种人物在各种时空的精神解剖。因此在得知路翎为他授课后，阿红曾说：“看着他，我们就像看着神秘……我们为有路翎老师而幸运。老师不老，三十挂零，长我们七八岁。但，他是高山，我们是平地。”
在他的印象中，路翎为人随和，没架子。他上课的方式也不拘一格。当时班里只有七个同学，五男二女，路翎就带学生去鸡鸣寺茶廊，一边饮茶，一边说艺。有时，嫌教室闷，又带大家到草坪，坐成圆圈，谈天说地。他还邀请学生去自己家里作客。他家在南城一条曲曲折折的小巷，平房，三间。夫人余明英苗条、大方、漂亮。同学们见了，窃窃耳语，说作家的妻子这么美。在老师的指导下，7个学生都动起笔来搞文学创作，阿红写小说、也写诗。他有两篇万字短篇在《文汇报》“文学界”副刊刊载，上百首诗在江苏省内外报刊及香港《文汇报》发表。
阿红这个笔名便是当时取的。有一天，他写了两首诗想寄给报社，但苦于想不出好笔名，在宿舍转来转去，这时，几个女生唱着《东方红》从窗前走过，一位室友写下“阿红”两个字拿给他，他眼前一亮。后来，这两首诗《推车人》和《麦场上》在《文汇报》发表，署名便是阿红。这个笔名闹出过不少误会，常有不熟悉他的读者误认为他是女性。这个笔名阿红一直用着，老年时，偶尔也换用“杨冬南”，那是他三个孙儿女名字的集合。
1952年，阿红大学毕业，响应国家“建设东北”的号召，被分到本溪二中做语文教师。这年，纪有志正在本溪二中读书，阿红是他的老师，二人从此结下长达数十年的师生缘。在本溪，阿红边教书边写作，1954年，他调到东北作家协会，从此开始了编辑和创作的生涯，直到退休。当时，东北作家协会的办公室设在大帅府，阿红曾写道：“每天每天,向桌边一坐,从祖国四面八方的来稿,像河一样从眼前汩汩流过。那是彩色的河流,芬芳的河流,流水浴着我的心,生发着一种愉悦感。”
上世纪80年代，担任《鸭绿江》文学月刊编委的阿红有感于文学爱好者人数众多而又无人指导的现状，创办了全国首家文学函授中心并主持工作。通知发出后，仅十几天时间，报名人数达28000余人，《鸭绿江》文学创作函授中心一时轰动文坛，自那以后，全国各地的各种文学刊授、函授风起云涌。
阿红用心地办函授，邀请到数十位知名作家和诗人为中心授课，有马加、方冰、浩然、贾平凹、雷抒雁、金河、路遥、张贤亮、单复、赵乐璞等等。1986年他主持《当代诗歌》后，又创办了诗歌函授中心。缘此，艾青在上世纪80年代为阿红题字时，写下“阿红，是诗歌的舵手”。
上世纪80年代初，阿红提出“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合流”的诗观，被业界称为第三诗界，成为当代诗歌发展的一种理论资源。退休后，阿红依然笔耕不辍，先后出了数部诗文集，还坚持每天写大字，练习书法。
与妻子真爱无言
阿红早婚。15岁那年，初中毕业不久的他奉父母之命与17岁的吴士瑛结婚，是桩典型的包办婚姻。阿红还记得，婚礼那天，“看见她顶红盖头,穿绿锻旗袍,袅袅娜娜,欲语不语的姿态。很朦胧,很缥缈。”婚后的第一个春节，晚上下元霄，“妻把元霄下锅就回到房里，我们小夫妻不知干什么，她竟忘了厨房的事。待她忽然想起，一锅元霄已成浆糊了。因是节日，母亲也没说媳妇，只嗔了一眼：‘看你俩！’”
因为家庭出身问题，阿红在上个世纪的种种“运动”中未能幸免，曾有一次连挨三天批判，他解释、申辩无用，每天早上从家哭到单位，晚上又从单位哭到家。“妻见我哭，跟着哭，孩子见父母哭，也跟着哭。妻子还是坚强的，哭过了，抹了抹泪水就去做饭，做好了端到面前，央求着吃，说：‘总不能说啥就是啥吧！咱不是，总不能说是，你要是把身体哭坏了，往后咋办？’听着妻子的话，看着妻和依偎在一起的孩子，我只好揩了泪端起饭碗……”
因为妻子的坚强和陪伴，阿红从一次次挫折中走了出来，他曾经在一篇日记中这样形容老伴：她作为妻子跟着我，忠诚、体贴；她作为主妇跟着我，勤俭、周到；她作为旅伴跟着我，支持、安慰；我在山，她在山，不说山路苦：我在水，她在水，不说水渍身：我在喜，她在喜，给我做好吃的；我在愁，她在愁，用柔情化解皱眉。
留下生命的痕迹
阿红和妻子生养了三个儿子，儿子和儿媳们又为他带来三个孙子女。阿红喜欢孩子们，对待孙子女，他是没有“免疫力”的。孙女王冬记得，每次儿孙们和爷爷聚在一起，老人就会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奶奶常常对我们说，你们回来，你爷爷会比出一本书还要高兴。”
三个孙子女渐渐长大，大孙子喜欢讲故事，孙女喜欢朗诵儿歌，小孙子喜欢画恐龙和老虎，阿红很注意收藏孩子们的照片和画，每一张都记录着时间、地点和作者，非常详细。后来家中有了一台录音机，每次全家团聚时，阿红都会悄悄把录音机打开，录下全家人的声音。最早的那一盘录音是1982年7月23日，大孙子两岁多，小孙女只有八个月，大孙子用他那稚嫩的童音为全家人讲“小猫钓鱼”：“没有渔竿咋办呀？拿尾巴钓鱼。”
“小的时候不以为然，长大了，每当我们再看一次爷爷的收藏，听一听爷爷的回忆和讲述，从中感受到爷爷对生活对家庭对儿孙那份深沉的爱和亲情，就觉得是那样的珍贵。”王冬说。
囿于时代的因素，阿红的三个儿子并没有继承他的衣钵，到了孙子辈这一代，孙女王冬在省文联工作，“当初选择这份职业，虽然是出于个人的爱好，但多少是受了爷爷影响的。”她说，“爷爷曾告诉我，人的一生，一定要留下生命的痕
迹。”
沈阳晚报、沈阳网记者 魏雯
家人追忆
伴着亲情写诗篇
文/王冬
小的时候，爷爷曾跟我说，人的一生，一定要留下生命的痕迹。我的爷爷一辈子从事文学工作，热爱文艺事业，年逾古稀仍笔耕不辍。
工作之余，爷爷喜欢我们孙儿女围绕在他的身旁，享受这份浓浓的亲情。我们家是个大家庭，爷爷奶奶儿孙满堂。爷爷住在省城，我的家在距省城百里之外的L城，大伯在J城，只有叔叔和爷爷同城而居。每次儿孙们回到他身边，爷爷会非常高兴。等我们安顿下来，爷爷回到书房，重又拿起笔来，继续写作。儿孙们吵吵闹闹，对他没有丝毫影响，反而都静下来时，又写不下去了。
奶奶曾说过，爷爷年轻时忙于工作，对三个儿子没有像现在对孙儿孙女那样亲。在哥哥还只有几个月大时，一天爷爷抱着他在玩耍，突然哥哥来了大便，手足无措的爷爷不知如何是好，竟用手接了起来。这个故事成为我家多年来的笑谈。其实在我们小的时候，爷爷对我们爱不释手，屎尿拉在他的身上，那是常事。
由于大伯和我的爸爸在外地工作，两个小家也安在了外地。全家团圆的机会很少，爷爷对儿孙的思念和牵挂就寄托在他的录音带上。我们每次回到爷爷家，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场面：爷爷伏案写作的同时，录音机正回放全家团聚的录音：爷爷唱着儿时的校歌、奶奶在唠叨着什么、哥哥讲着“小猫钓鱼”、我的咿呀学语或朗诵儿歌和古诗……欢声笑语，热闹非凡。此时的爷爷自然是陶醉于这样的氛围。有时，他会随着录音中的声音发出会心的笑容，有时紧锁着眉头思索，手中的笔不停走动，一篇篇诗文就是在这样伴着亲情的回放中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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