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过去了，我依旧清晰地记得那个初夏的周末。斯时，我就读于永吉西部的一所中学。而家却在50华里外的偏僻山坳──大崴子。七十年代末的乡野，尚处于吃大锅饭的年月，农民靠挣工分糊口。逢及周末，乡野的住宿生们大都骑上自行车赶回家里，或洗衣被，或帮大人忙些农活儿，极少有人回家后能再捧一会儿书本。我即属于后者。

　　“小二，去把你哥换回来！”每每刚骑车到家，饭还没吃，就从爹那糙手上接过锄把儿，匆匆赶至生产队的山坡地──混工分；而让替换下来的大哥铲自家的小片荒。那天，我又累又饿，实在力不能支，便借“打狼”之便，每锄下去，尽力连锄带盖地偷懒，外人看还算卖力气，实则是读军校后才知其为“不能而示之能”。如是小聪明，竟也未被别人发现个中的“马脚”。

　　正在我窃喜之时，身后传来一声断喝：“这是谁的垅？你糊弄小鬼子呢！”猛回头，见队长张先锋满脸怒气地走来。“倒霉！”在20余老农的目光下，我这个高中生的脸顿觉火辣辣的，恨不得立刻钻入地缝儿。队长都批评了些啥大都忘了，但终了那句我至今记忆犹新：“还高中生哩，就这样的觉悟，将来能指望你为国家做些啥？”

　　惭愧与羞辱交织下，我顿刻浸满泪水，虽未能辩解一句，却油生背水一战之念：“考不上大学，就得在这张嘴下生活一辈子，太没劲！”由此，我以“不怕衣服破，就怕肚里没有货”自励，发愤读书。贫，曾不止一次使我饥肠漉漉、头昏脑涨，最苦时连5分钱的馒头也望而怯步，甚至当我赶往县城口前参加高考时，也不得不接受同学３元钱、５斤粮票的资助。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乡镇，对于从山野中走出来的我，俨然是个相当大的地方了，其感觉诚如赵本山小品所云——去一趟铁岭。而况我不是去一趟，而是以住宿生的资格在那足足生活了二年。缘于计划经济体制，虽说全学年一至六班，是按入学成绩榜而分的快、慢班，彼此的基础从班级顺序就一清二楚，但即便我这个始终在理科快班的农村生，也自感身份上照比非农业户同学低人一等。

　　感觉即动力。恰缘此内心反差，同学间的学习态度与生活规律渐呈两类：讲究吃穿的非农业户生，穿喇叭裤、逛电影院、谈女朋友；农户生，大都拚命学习，渴望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命运。诚然，也有个别自感高考无望的男同学，想在毕业前在同学中物色一个女朋友，算作对家长的一个回报。或许我天性愚笨，就在同学们私下议论谁谁已谈成之际，生产队长的那双鹰眸，仍时时逼我惜时如金、日夜苦学。

　　恰因自那声断喝，1981年7月，我幸运地考取了一所军校，走出了生产队长的视野。然而，军旅之路却如华山之路。山下的十里平道可以随便走，可一上山，就累人了。每上一个峰峦，就得爬无数的坡。每爬一个坡，都得付出很多汗水。就在指导员的岗位上如鱼得水之际，乡野另一老农不经意间的一句话，改变了我的军旅之路。

　　少时，邻里柳大爷（曾任磐石县伪满警察，绰号叫“柳大巴掌”）曾说某老师一年只写二篇稿子，每篇都能在县广播站广播。“这个老师真有水平，要是我有此神笔该多好呀！”岂料，少时埋下的种子，居然使我在或走行政亦或当笔杆子的选择中，甘于清苦、寂寞地选择了后者。而这一选择及持之以恒“爬格子”的结果，带给我的却是行政类战友的接踵转业，而我却凭几摞剪报本，先从辽西转至某军校，继之，又回到驻吉某部。

　　感念二位乡野老农，使我由农而军，由武而文。忆之看似偶然，却使我由此仰视乡野的叔伯们：其言虽俗，却如洪钟，警人，励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