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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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身中山装

文章来源：原创        访问量：694        作者：边中元        发布：浊世清尘        首发时间：2017-01-22 17:57:59

文/边中原

   我1981年上高中的时候家里依然很穷，究竟穷到什么程度呢？反正90后以后的孩子是没法想象的。尽管那时候我们的生产队基本上已经名存实亡，我们那个南旺人民公社寺前二大队十四生产队早已经在1978年夏季就被父亲和几个大胆的社员秘密解散了，就实行联产承包来说一点儿 不比那个小岗村晚，只是没有他们闹得动静那么大而已。那年本来荒芜的百多亩大豆竟然神奇般的大丰收，而且是史无前例的大丰收，各家各户都躲在家里偷偷地盯着那大篓小囤满满的粮食乐，——总算不再担心第二年开春挨饿了！等到81年我考上汶上二中的时候，家里已经彻底解决了温饱，可是即使精打细算也没有多少余款，稍微好一点儿的就开始筹划着拆掉破旧的老屋，准备起三间硬顶的土屋，砖包皮儿，那就不用担心雨季墙倒屋塌整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了。至于身上穿的，只有几个滑滑溜溜的青年才会穿上一件晃晃荡荡的灰色或藏蓝涤纶中山装，像我这样兄弟四五个，弟弟的只能拾哥哥穿小了的，我们这儿管这叫“拾二啦”，只有过年的时候母亲才会给缝一件家织粗布的褂子。渐渐地我长大了，初中也要毕业了，才算穿上一件粗布工作服——缝纫机做的！我考上高中以后，还是穿着那件粗布工作服，但是只要有学上，我根本就不在意吃的穿的。
      我是整个家族里第一个高中生，也是那年整个大队唯一考上的高中生，想起77年秋天为了上初中（我明明是全校第一名因为家里出身不好不让上），父亲厚着脸皮去恳求贫管会主任的情景，我心里赌着一口气：我一定要上学！我一定要上好学！也许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学习上，丝毫没有“口食之奉不若人”的苦恼，从来没有顾及过同学鄙夷的目光。冬天到了，也许是那年人勤地不懒，回馈人们的就格外丰厚，棉花高产，白花花的棉垛转眼换成了一把花花绿绿的钞票，父亲给我破例买了一身绒衣绒裤，那个冬天很暖和。我的一件从没有下过身的粗布工作服也已经泛白，丑陋不堪，与周围的环境也格外扎眼，父亲又狠狠心给我买了一件中山装，深蓝色，是市场上卖的，不是蹩脚的街上的裁缝做的！
      我终于穿上了中山装，四个口袋，上面两个一个挂钢笔，一个装钱（尽管很少有钱可装），多神气！那年月，有个顺口溜专门嘲笑那些挂着钢笔滥竽充数的人：装模装样，挂着钢笔，不会算账。挂几只钢笔是学历的代表：一支笔是小学生，两支笔是初中生的标配，三支笔是高中生的配置。也许这都是从文革前遗留下来的吧？我上高中的时候已经不全是这样，倒是上衣左口袋挂钢笔的习惯是外甥打灯笼——照（舅）旧。下面那两个大口袋用途可大了！那时候我们背英语单词都是自己做一个小本，类似于现在的“口袋书”，无论是课间休息还是上厕所的路上，饭后的散步，下午自由活动时间，我们都会揣着“口袋书”边走边背，有时也三三两两的跑到校外的沙坑里，一边晒着冬天的暖阳，一边提问学习问题，那时候我们学习都是这样分秒必争，如饥似渴，因为这个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否则就会受到良心的责备。现在，自己也有了一件帅气的中山装，那细细的布纹，平展展的布面一溜顺滑，贴在脸上的感觉完全似六月里吃冰棍，爽极了！这是破天荒的享受！中山装在此之前可是我意识中那些公社干部，后来是大队干部才配拥有的待遇，那是干部“制服”啊！如今，神圣的干部服竟然穿在我这个高中生身上，仿佛自己飘飘然起来，好像自己一下子变成了国家干部。我陶醉在我的中山服的“干部梦”里，梦想着自己有一天穿上中山服，骑着公家的自行车，吃着国家粮的神奇样儿，我笑了，笑的很开心。
       五0后、六0后的记忆都比较深刻，口袋是身份的标志：普通百姓穿工作服，左上边一个口袋；解放军战士（士兵）两个口袋；如果提干，排长，马上就是四个兜。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我的同事，文革时期高中入党，了不起的积极分子，这都是重点发展的对象。当时，高中毕业以后没有立即保送上大学，而是安排在县“蜀山湖会战指挥部”跟着县委书记“蹲点儿”锻炼。那可是大红大紫，前途无量的人物，炽手可热。当然不把一般的追求者放在眼里啦！更何况人家还有一个当兵的男同学，用当时的话来说叫“高大上”，今天应该叫“高大帅”，听说正在提干，你想，别人肯定是没戏的。不久，小伙子回来了，到指挥部来找她，一身便装——四个袋的中山服。同事一看，当时上眼皮就耷拉下来了。小伙子两手一摊，解释：退伍了。女同事只甩出一句冷冰冰的话：散伙！尽管小伙子一再软磨硬泡，好话说尽，女同事始终面若冰霜，一句话不说。小伙子看着很绝望，转身走了。不一会儿，穿着一身崭新的军装——自然是四个兜，刚提干。人家小伙子多了一个心眼儿，试一试她的心情怎么样，这一下她傻了眼。无论说破大天，也是覆水难收。后来，文革结束，指挥部解散，她一下子没有的着落，后来当了一个民师，转正后一两年得了一场奇怪的病死了。
   我穿着四个袋的那件中山服读完了两年制的高中，我们是最后一届两年制高中，当时高考升学率极低，我们一个学校才考上十几个人，有的年份连十几个都考不上，那些有幸考上的往往也是多年复课的往届生，只有为数可怜的三两个应届生，那是智力特别超常的天才才有这样的幸运，当然县一中的就当然是另一回事。
       我依然不甘心，我要上学！要想复课，大哥二哥他们有意见，不同意我继续上学，按照他们的观点，认为上学是最轻松的，风不着，雨不着，不干活，谁白养活谁啊？（想想现在的孩子，大人用钱哄着，求爷爷告奶奶的哀求着让他们去上学，我们总觉得是多么可笑又可怜。）父母也患难，不敢应当家。再说，在他们的观念里认为我读的书已经够多了，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更别说考上学的更是凤毛麟角，我们偌大一个寺前铺近七八千人总共只有四五个考上学的，考上大学的一个也没有。不用再浪费钱财，哪有跟着二舅去学做生意好？那时，我们这些亲戚的思想观念在今天看来确实够先进的了。别人还在胆战心惊地担心第二次归大集体，二次划地主的时候，我的舅舅已经赚了十几万。不是有人这样计算过吗，当年的“万元户”到今天应该是趁288万的富翁。我舅舅如果活到今天与那些富豪一起排榜的话，他至少应该排在前列；如果那时拍富豪榜，我觉得二舅在全国至少应该排在前十位。反正他那时就是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数第一的有钱人。我从骨子里瞧不起商人，也许是受儒家思想的毒害太深，还是受文革的思想束缚得太死，总之我没有跟着二舅去经商的打算，我的梦想依然是当一个鲁迅似的作家。
       那个年代流行中山服。作家当然都是穿着中山服的干部。
       后来考学无望，我考录了一个民办教师，在村里的小学教书。第一个月的工资我去济宁买了一套当时最流行的猎人装，大喇叭裤。那时候读得外国书比较多吧，自然思想也比较激进，随着国门打开，港澳的新潮服装一下子席卷了整个中国，满街都是大喇叭裤，街上的小流氓（当时的标准，今天什么都不算，你想，当年迟志强因为跳集体舞都判刑）披着长发，上身一件花衬衫，下身一件喇叭裤，火箭头的大皮鞋，嘴角叼着烟，手里提着录音机，满街逛荡，泡妞。我很快就接受了这些新潮的东西，只是不会像他们那样玩世不恭，我有我的追求。但是，你不能整天总穿那一身耍酷吧，不再是前几年没有一件换洗的衣服，一件中山装两年多没有下身。现在自己开始挣工资了，家里讲明了不要我的钱，我自己挣了自己愿意怎么花就怎么花。大概是对我不再上学的歉意的一点补偿吧，我想。
      在没有新的工资发下来之前，没有其他的衣服可以换洗，我的那件跟了我两年多的老中山服还是有些恋恋不舍，毕竟那时候的衣服质量好，没有人造假，很耐穿。热天还可以穿一下衬衫，不冷不热的时候必须穿，替换着穿，到了冬天，罩棉袄，那就必须，责无旁贷。所以，这件中山装跟了我十几年，结婚以后仍在穿，添了女儿抱孩子更得穿，脏了好洗呀！
       92年我调到初中去教学，情况已经好转，家里的房子也已经翻盖好了，陆陆续续也添置了几件衣服，可是经济状况还是跟不上人家，故此，那件光荣的中山服还是没有“退休”，冬天罩棉袄，没有它就过不了冬天。可是，倥偬岁月，无情风吹雨打，泛白的中山服也已经不堪磨难，——袖口起毛了。农村有句老话，叫“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眼看不能再穿了，可就是舍不得丢。那时候民师工资已经涨到75块钱，一家四口，女儿儿子开始上小学，还要对钱给父亲看病，就是加上星期天与妻子累死累活地种好责任田，加上在大运河滩开荒了六七亩地依然贫困不堪，那件跟随了十几年的中山服又有了新的使命——工作服，无论是抬，还是抗，挑，背，泥里水里都是它，就是因为它耐磨啊！
      这件上不了台面的中山服就这样一直跟随我，大概有二十年的光景，也许已经跨世纪了吧，其间又经历过我在济宁教育学院离职读大学那二年最艰难的日子，虽然不能“鞍前马后”，但是不离不弃。直到它已经褴褛到可以“调着吃”，像野菜一样。最后它走进了妻子的“袼褙”，给我和孩子们个做了一双棉鞋，再后来消失在哪儿就无从知道了。
      如果不是这次中山市的这次征文活动，也许它永远沉睡在岁月里，永无声息，是谁又唤醒了那件早已无影无踪的长眠的中山服呢？
      我想，还是留给岁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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