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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赋学会及中国诗赋网、诗赋论坛的标志

中国诗赋学会为“四鸟绕日”。

其一般表现形式为：

其实用表现形式为：

中国诗赋网及中国诗赋论坛的logo为“太极飞墨”：

一般表现形式为：

实用表现形式为：

[诗赋学会与诗赋网、诗赋论坛标志释义]

 “四鸟绕日”

“四鸟绕日”金饰2001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画面是四只神鸟围绕着太阳飞行，学者也将其命名为“太阳神鸟”， 这是本世纪中国考古的一个重大发现。

该金饰图案构图严谨、线条流畅、极富美感，是古代人民“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丰富的想象力、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和精湛的工艺水平的完美结合。

标志外廓为园形，在标志上方采用黑色报宋繁体中文“中国诗赋学会”；下方采用黑色英文“SHIFU  SOCIETY  OF  CHINA”，标志主构与外缘的标准色彩为古铜色（黄皮肤）；中心的眼睛图案用黑色。

“四鸟绕日”图案是中华先民崇拜太阳艺术表现形式的杰出代表之作，所表达的追求光明、团结奋进、和谐包容的精神寓意，是中华文化内核的呈现。以“四鸟绕日”为主架构的标志，彰显了中国诗赋人弘扬中华文化的强烈责任心和神圣使命感，也体现了中国诗赋人围绕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强烈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表现了诗赋人自强不息、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核心置一眼睛图腾，表达了诗赋人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基调上观察、思考与创作，追求文学与艺术的灵光。而以“诗“、”赋”两个汉语拼音字母缩写的写意骈眉，与周边的太阳图构成互映，极富动感与韵律，表现了诗赋艺术的创新与变化及特有的韵律美。

“四鸟绕日”图案曾被国家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等多家文化机构直接或间接引用为徽标主体。

参考阅读见下文《“四鸟绕日”参考阅读》

“太极飞墨”：

“太极飞墨”：观止的哲学图腾，化用到艺术领域。……

参考阅读（略去100万字）

“四鸟绕日”参考阅读

参考阅读之一

　太阳神鸟金饰体现了中华民族对太阳崇拜的习俗。中国古代的先民们常常将太阳与鸟联系在一起，古代文献中就有许多关于太阳和神鸟的记载。

　　《淮南子》：“尧时十日并出，草木焦枯，尧命羿仰射十日，日中九乌皆死，堕其羽翼，故留其一也。”

　　《山海经·大荒东经》：“汤谷上有扶木，其叶如芥。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

　　《山海经·大荒经》：“帝俊生中容，……使四鸟。”

　　在中国远古神话传说中，太阳鸟就是阳乌和凤凰，凤凰的“凰”字（即“皇”字）正像太阳鸟的形状，被赋予了美丽辉煌和崇高无上的含义。“夸父追日”、“后羿射日”的神话，东方民族的鸟生传说，凤鸣岐山的受命故事，乃至于三皇、五帝和秦汉以后最高统治者的称号，都与太阳和凤凰有着密切的关系。

　　大量的考古资料实证了中华民族古已有之的太阳崇拜习俗，仰韶文化文化陶器上所绘的鸟纹，其背上驮一大圆点，正是太阳鸟的形象，河姆渡遗址中出土了“双鸟负日”骨雕和“双鸟朝阳”牙雕，凌家滩遗址出土了八角星纹玉版和太阳纹玉鹰，在良渚文化中，太阳和鸟纹也常常出现在一些代表神权与王权的器物上，如玉璧、玉琮上的一些刻纹，红山文化墓葬中发现人头上立有玉鸟，大汶口遗址出土的陶尊上刻划了与太阳有关的符号，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方鼎有呈旋转状的太阳纹，铜鼓的鼓面中心也常常装饰为太阳纹。到了汉代有关太阳与鸟的文物出土更多，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帛画上有一只金乌栖息于太阳中，满城汉墓里有鸟衔太阳铜灯，汉代画像砖上还有双凤衔日图像。以上这些实物都是中国古代民族崇拜太阳及阳鸟的真实写照。

在出土的中国古代有关太阳崇拜文物图案中，以成都金沙遗址“太阳神鸟”金饰的图案最为精美，其构图严谨、线条流畅、极富韵律，所表达的内涵寓意深远，是古代人民深邃的哲学宗教思想、丰富的想象力、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和精湛工艺水平的完美结合。十二道顺时针旋转的光芒与四只逆向飞翔的神鸟，表达了远古先民对太阳的追求，对光明的向往。“太阳神鸟”是希望的象征，体现了中华儿女世世代代团结奋进、和谐包容的精神。四凤绕阳，祥瑞吉祥，充满活力与生机的太阳神鸟给人以巨大的感召与动力，并伴随着现代中国一起腾飞。

参考阅读之二：

一个迷离的夜晚，一扇通向往古的神秘之门突然开启。

一只铁臂在金沙村撕开了一条裂口，一段封存久远的历史渐渐清晰。

                                                               ——王仁湘《古蜀人的金太阳》

２００２年４月１２日，由全国著名考古学家评议和无记名投票产生的“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被誉为第二个“三星堆奇迹”的“成都金沙商周遗址”赫然其中。

专家们对这一中外瞩目的考古发现，理由如斯——

这是四川省继三星堆之后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极有可能是三星堆文明衰亡后在成都地区兴起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古蜀国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都邑所在。通过对金沙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对建立成都平原先秦考古学文化序列和对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以及破解三星堆文明衰亡之谜等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２００１年２月９日下午，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进场组织发掘。经过９个多月的文物勘探和考古发掘，取得重大进展；再加上近几年在蜀风花园城北面进行的文物勘探和考古发掘的情况，确认金沙遗址分布面积在３平方公里以上，是一处大型的商周时期蜀文化中心遗址，可能是古蜀国的又一都邑所在。

金沙遗址是有着一定布局结构的。遗址的东部——“梅苑”东北角区域是宗教仪式活动区；遗址的中南部——“兰苑”文化堆积分布区是居住区；遗址的中部——“体育公园”文化堆积分布区是居住区和墓地。遗址的北部是进行过两次大规模发掘的黄忠遗址，该遗址主体遗存的时代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应是金沙遗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金沙遗址清理和发掘出土的重要文物共２０００余件，包括金器４０余件、铜器７００余件、玉器９００余件、石器３００余件、象牙骨器４０余件等。此外，还出土了数量众多的象牙和数以万计的陶器、陶片等。

沉睡千年的“阿里巴巴”大门被文明撞开，让我们去还原祖先的图腾之路。

２００１年２月８日，成都市金牛区苏坡乡金沙村那片房地产开发的土地上，工人们在工地上挥汗如雨。下午４时许，挖掘机下方的渣土里，突然有闪光的东西刺眼。在工地上做工的沈绪贻跑近一看，不禁惊叫一声：“这是文物。”就是那庞大的挖掘机不经意间的猛然一击，撞开了沉睡千年的“阿里巴巴”大门。

考古队进场，考古专家们惊呆了。“这不又是一个三星堆吗？”王毅与文物打了十多年交道，身为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的他，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这应该是我们多年来寻找的、梦寐以求的三星堆之后的古蜀都邑！”“这不是玉琮吗？这可了不得！这家伙拿到国家文物局，肯定能评上‘国宝’级的。”考古队研究部主任朱章义指着刚出土的翡翠绿玉琮，激动不已。

惊喜一阵接着一阵袭来，金冠带、金人面具、鸟首鱼身纹金带、金盒形器、金喇叭形器、金球拍形器、金蛙形器、金鱼形器、石跪坐人像、石虎、石蛇……

“淘尽黄沙始到金”。“金沙村”的名字，会不会是先人某种精妙的暗示？

金沙遗址位于成都市区西郊二环路与三环路之间，一条名叫摸底河的河流由西向东蜿蜒横穿而过，把遗址分成南北两半，北属黄忠村，南名金沙村。

“淘尽黄沙始到金”。不知道金沙村这个名字的来历是否与此说有关，但这里出土的大量金器、玉器可以从某种程度上提示我们，这里与“金”与“沙”都有关联。

《考古工作者手记》还向我们披露了这样一个重要信息，在遗址中曾发掘出一座五代后蜀时期墓葬出土的墓碑，墓碑上称此处为“金沙乡”，隶属于当时的犀浦县（今成都郊区郫县有犀浦镇为证），这一名称应早于五代。人们偶尔会在沙滩上意外地捡拾到碎小的金箔，误以为这条河流的沙中产金，慢慢就把这块宝地唤名为“金沙”。

而实际上是生命力极强的古蜀文化，在不停地暗示着我们步步深入，等待着我们用另一只眼睛，去发现先民的伟大。

属于公元２００１年２月２５日的“成都日记”。太阳神鸟的大器、大气和霸气。

２００１年２月２５日上午１０时许，考古队员正在金沙遗址现场，突然一块不起眼的小泥块露出了一个小金角。

“停下！你们看那是什么？”成都金沙遗址工作站站长朱章义说。“慢点……轻点……”竹片和油漆刷在考古队员手中飞舞，泥块包裹着的金色之物渐露真容。“这是个什么东西？”“金箔！”“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在经过绘图、照相等程序后，王毅用镊子轻轻地展开——

“外廓呈圆形，图案分内外两层，都采用透空的表现形式。”

“内层图案为等距分布的十二条弧形齿状芒饰，芒饰按顺时针方向旋转，中心透空图案好似一个顺时针旋转的漩涡。外层图案由四只等距分布相同的逆向飞行的神鸟构成。”

“鸟均作引颈伸腿、展翅飞翔的状态，飞行的方向与内层图案的旋转方向相反。”

“金饰系先用自然砂金热锻成为圆形，然后经过反复锤揲，最后根据相应纹饰的模具进行刻画和切割。这充分表明了当时的古蜀国手工业发达，已经有了明确细致的分工。”

考古专家们后来的精准描述，使我们感受到太阳神鸟的一种大器、大气和霸气所在。

温存天地之心，磅礴万物之气。凝视小小的金箔，我们肆意放飞联想。

专家们得出结论，太阳神鸟金箔至少采用了热锻、锤揲、剪切、打磨、镂空等多种工艺。先用自然金热锻成为圆形，然后反复锤揲，使金箔的厚薄基本一致，第三步剪切掉外表参差不齐的部分，使其成为一个较标准的圆形。第四步是在金箔片表面画出整个图形，最后根据已画的纹样反复刻划切割形成镂空。

由于工具不太锋利，要实现纹饰图案的镂空，必须进行反复刻划，以至于在太阳的光芒、鸟的四周都留下了多次刻划的痕迹，器物表面也留下不少细小褶皱。因此，太阳的光芒的长短、大小略有出入，四只鸟的细部也有极小差异。也正因为如此，太阳神鸟金箔饰才更有动感和生命力。

凝视那件小小的金箔，我们可以肆无忌惮地放飞诸多的联想：天人合一，阴阳交合；一年四季，１２个月，气象万千；生殖崇拜，生生不息。

“太阳神鸟”金箔饰的外轮廓为圆形，其内图案分为内外两层，均采用镂空的方式表现。内层图案中心为一没有边栏的圆圈，周围等距分布有十二条旋转的齿状芒，芒呈细长的獠牙状。整个图案好似一个漩涡，这种图案可以理解为旋转的云气、水中的漩涡、天上的太阳，而弧形的光芒恰好是运行中的太阳的生动体现。四只飞行的神鸟则给人以金乌驮日翱翔的联想。

鸟的造型均为引颈伸腿、展翅飞翔的状态。四鸟等距离分布于内层漩涡纹的周围，鸟与鸟间首足前后相接，向着同一方向飞行，飞行的方向与内层漩涡旋转的方向相反。古人对太阳的东起西落不理解，多认为太阳的东起西落是鸟背负着太阳从东飞到西。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有诗为证：“泥沙中裹挟着一领金箔／阳光下显现出夭娜之姿／赤金本色灿烂如新／平正样相纵横匀饬／圆丽如轮旋，平薄若蝉翼／有状似无形，沉静亦驱驰／这是圣洁的精灵／只需在肃穆的庙堂虔心瞻企／这是精致的心花／难得于浮幻臆度中妄言辨析”。

“金阳飞旋／阳鸟奋翼／朝夕轮回／周而复始／你曾飞进古蜀人的庙堂／你曾飞过古蜀国的天宇／三千载时光匆匆过去／你再飞进华夏子孙心里／你煊烂灿焕，光华依然／你晖映寰宇，再造福祉”。

古蜀人用超越的智慧和艺术灵感，留下这份历史孤证。

经过对“金箔”准确的测量，得出这样一组数据：外径１２．５厘米，内径５．２９厘米，厚度０．０２厘米，重量２０克。金相检验分析，用自然砂金做成的金箔饰品，含金量达到了９４．２％。

这个“指标”就是在今天，无论从艺术设计还是手工工艺水平，都很难达到这样的高度。难怪有专家感叹，今天的我们自以为是站在古人的肩膀上，可有时我们还在祖先的脚下。专家学者将其定名为“太阳神鸟”。古蜀人用超越的智慧启发后人以灵感，从而留下这份历史孤证。（文/ 蓝墨水）

参考阅读之三：

金沙出土的四鸟绕日的含义：

《四鸟绕日》生动再现了古代“金鸟见日”的神话，外圈四只展翅飞翔的神鸟，围绕着中间旋转的太阳飞翔，周而复始，生生不息，体现了远古人类对太阳及鸟的崇拜。

古人借凤字代表风，二字同音假借，风为上帝的使者，最早风占文字记录是在商代卜辞上出现。成都金沙出土「四鸟绕日」金饰，证实了《山海经》「使四鸟」之神话，并非空穴来风。商人用四风配以四方神明，成为以后四鸟配四时，五行的滥觞。
    四个鸟喙、鸟首造型两两一组对称设置在器物中部两侧即表示四鸟。《山海经•大荒东经》说："帝俊生中容，中容人食兽、木实，使四鸟豹、虎、熊、罴。"《大荒东经》又说："帝俊生黑齿，姜姓，黍食，使四鸟。"又说："帝俊生帝鸿，帝鸿生白民。白民销姓，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又说："帝俊生晏龙，晏龙生司幽，司幽生思士，不妻，思女，不夫。食黍食兽，是使四鸟"。《大荒南经》又说："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姚姓，黍食，使四鸟"。可见帝俊王国和帝俊子孙普遍"使四鸟"。所谓"使四鸟"应即如少臬王国司分至启闭之四鸟官，使"四鸟"主司历法也。《山海经》于先秦时记录"使四鸟"神话、形成文字，作者或许为了夸张和塑造神人神性或许已不懂"使四鸟"神话和传说的本意，故"四鸟"作虎、豹、熊、罴之类。帝俊本身即是一只"鸟"，所以鸟形"神器"顶部单腿站立的象形鸟应即先民们心目中的天神"帝俊"。
    "金沙"就是成都市发掘“四鸟饶日”地方，被称为中国考古史上的第九大奇迹。该标志曾被中国文物局化用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参考阅读之四：

“人物驭龙”与“四鸟绕日”的释读  

2007年国庆节前夕,正在发掘中的熊家冢楚墓部分殉葬坑出土玉器,以及院墙湾出土玉器,在荆州博物馆开展。美玉中有两件形制十分特殊,一件 出土于荆州区川店镇熊家冢超大型楚国贵族墓殉葬坑,另一件出土于荆州区马山镇院墙湾士大夫楚墓。熊家冢楚墓至今仍在发掘。院墙湾楚墓为 2006年3月抢救性发掘。2008年第4期《文物》杂志载文说,院墙湾“墓葬内出土的神人操两龙形玉佩、龙鸟鱼形玉佩等均较少见,为研究楚式玉 器增添了新资料”。

如果说院墙湾“人物驭龙”是一块“神人操两龙形”玉佩,那么,熊家冢出土的“人物驭龙”则是一块“神人操一龙形”玉佩。因此,这两件玉佩 从造型到寓意,都属于同一文化概念的作品。

熊家冢的“人物驭龙”玉佩为不对称图形,全长8厘米,宽6.7厘米。单龙单人,人左龙右。龙首朝上尾向下,头生长角。人物正立于龙颈鳍之下卷 尾之上,左臂紧靠龙腹,约为龙的1/3高,1/5宽,穿十格方块簇花长袍,双手十指相扣于胸,衣襟口向右开。
    院墙湾的“人物驭龙”玉佩为很规则的对称图形,全长7.05厘米,宽4.95厘米。双龙双鸟一人。人物头顶一个圆圈,正立于两龙中央,左右手伸直 分别紧抓两龙腹。两龙嘴亲吻圆圈边缘,龙尾分别向左右上方翘起。两鸟头向圆圈,分别各立左右龙肩。中央所立人物身穿九格五簇花长袍,衣襟 口向右开,胸系巾带,为整个玉佩的垂直对称轴线。人物头上所顶圆圈,阴刻成三个同心圆圈。内外两圆均较窄,素面。中间圆圈较宽大,且有气流 旋转状阴刻纹饰。笔者以为,这三个同心圆圈就是太阳无疑。

目前,荆州博物馆专家将熊家冢之玉命名为“龙凤人物玉佩”,将院墙湾之玉命名为“神人龙凤玉佩”。笔者以为,这两件玉雕佩件从画面上的美 术语言看叫做“楚人与龙共舞”,从主题思想来看应该是楚人驭龙升天。这人物头顶上的太阳就是天。

笔者由院墙湾“人物驭龙”玉佩神人头顶上的太阳,又想起了四川三星堆出土的“四鸟绕日”金质镂雕太阳图案。院墙湾“人物驭龙”玉佩上的 太阳,中间气流旋转状阴刻纹饰,表示此太阳正在运转。这轮太阳与“四鸟绕日”之太阳有异曲同工之处。“四鸟绕日”是一个金质镂空轻薄型平面圆盘。圆盘图案分为内外两层。外层是四只等距离飞腾的神鸟,内层是十二根尖齿状运动着的气旋。学者一般认为外层图案的四只鸟,当为 古人关于“大鹏驮日”神话思维的物化形式。内层图案等距分布十二条旋转齿状,象征着光芒四射的太阳。也有学者认为十二根光芒,表示一年 的十二个月。

笔者以为,荆州两块“人物驭龙”玉佩与子弹库“人物驭龙”帛画、三星堆“金四鸟绕日”,外形构造与精神内涵多有重合。子弹库“人物驭龙 ”帛画画面主体突出的是龙体化为龙舟载人升天,其动感是利用舆盖围幔与人物领带飘逸来完成的。其中龙与驭龙者得到双突出。熊家冢“人物 驭龙”玉佩画面突出的是神龙挟人升天。此玉中人体似乎渺小,被夹带在龙的颈鳍与尾鳍之间。其动感是龙的腹背起伏成若干相连的“S”形来 完成的。院墙湾的人物驭龙玉佩画面的两条龙与中间的人三突出,其动感也是靠龙的躯体扭动成若干个“S”形来完成的。长沙与荆州的人物驭 龙图,中心思想都是“驭龙升天”或“灵魂升天”。两地“人物驭龙”不同之处是:子弹库与熊家冢画面都是人在龙中,龙为载体,即屈原在《东君》中所说的“龙辀”,故实际上不是人物“驭龙”升天,而是人物“乘龙”升天。院墙湾玉佩画面是人的双脚与龙的胸鳍(或龙足)处于“同一 起跑线”,真正有“人龙齐飞”或“与龙共舞”之感。子弹库“人物驭龙”帛画中有龙有鸟,院墙湾“人物驭龙”玉佩也有龙有鸟。笔者以为,子 弹库“人物驭龙”帛画龙尾上的鸟不是白鹭,也不是鹤,而应该是与荆州院墙湾“人物驭龙”玉佩上的鸟,以及三星堆“金四鸟绕日”中的鸟,同 属龙雀神鸟。荆州两件“人物驭龙”玉佩的出土,说明长沙子弹库的“人物驭龙”帛画不只是个案。熊家冢与院墙湾的“人物驭龙”,让前者有 了印证。

笔者以为,三星堆“金四鸟绕日”之日与院墙湾玉佩中人物头顶的太阳比较,虽然两件器物制作时代相距较远,但是两个太阳有太多相同之处:一是两个太阳都是平面,中空,并且平面划分层区;二是两个太阳都放射光芒,不停地运转,而且运转方向惊人的一致;三是两个太阳都与鸟相随。两个太阳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是院墙湾的太阳平面分三个区,三星堆的太阳分为两个区;二是院墙湾的太阳有十一道光,三星堆的太阳有十二道光。由此,笔者以为两个太阳的光芒数量,不一定表示一年有多少个月。如果说“金四鸟绕日”的光芒表示十二个月的话,那么,三星堆同时出土的青 铜太阳挂饰与太阳轮形器,其光芒数量代表多少个月似乎说不通,因为它们分别只有九道光与五道光。所以,院墙湾太阳的十一道光或许代表着另 外一种数量意义。此外,三星堆的太阳是四鸟绕日,院墙湾的太阳只有“双凤朝阳”。院墙湾太阳的两只鸟不是雕刻在太阳圆周,而是骑在龙背上相向守望着太阳。笔者以为,这两只鸟即是龙雀神鸟,或等同凤凰,或等同大鹏。

龙是古代传说中善变化,兴云雨,利万物,为鳞虫之长的神异动物。《周礼·礼运》说,“麟、凤、龟、龙谓之四灵。”四灵加上人格化,即为非常之人,或曰圣人,或曰神人。《易经·乾》说,“时乘六龙以御天”,“飞龙在天,大, 人造也。”龙既为神物,当然会通天地之灵。这是史料记载的 无形之龙。龙作为汉字符号出现,一定是有实物基础的。实际生活当中,龙也是存在的,可见的。楚人先祖时代,江汉平原水乡泽国,湿地无处不在 ,水汽十分丰富,各种形态的龙挂(龙卷风)、闪电、彩虹随时可能出现。人们对自然界之气象、物候认识处于蒙昧阶段,加上楚人对巫俗的迷信与 狂热,于是就将龙挂闪电称之为蛟龙。

荆州出土的“人物驭龙”玉佩与长沙出土的“人物驭龙”帛画说明,楚人将自己发生、发展与消亡,都寄托给能通天地之灵的龙神。所以,楚人好 龙,惧龙,崇龙,活着时画龙,希望自己能交龙运,跳龙门,沾龙恩;去世后殉龙,希望自己的灵魂能乘龙升天,遨游太空,摆脱人间痛苦。这虽然是一 种虚幻,但它确实反映了楚人对龙的迷信与寄托。然而,对龙的热爱、恐惧与崇拜,并非只有楚人。

楚人“与龙共舞”的观点,除了出土文物支持外,史料记载极为丰富。其中,将楚人驭龙描写到极致的惟有屈原。屈原在《离骚》中有“驷玉虬以 乘鷖兮,溘埃风余上征”,“为余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麾蛟龙使津梁兮,诏西皇使涉予”,“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蛇”等句子。屈 原在这里描写的,就是他“乘坐”由龙为动力的豪华“宇宙车队”遨游太空的壮丽场面。还有,屈原《九歌》中“人物驭龙”的场面也很宏大,比 如“龙驾兮帝服,聊翱游兮周章”(《云中君》),“驾飞龙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石濑剑兮浅浅,飞龙兮翩翩”(《湘君》),“乘龙兮辚辚,高 驰兮冲天”(《大司命》),“驾龙辀兮乘雷,载云旗兮委蛇”(《东君》),“乘水车兮荷盖,驾两龙兮骖螭”(《河伯》)。屈原这些诗句里,有驾两 条龙的车,有驾四条龙的车,有驾八条龙的车。屈原所写拉车的龙的数量,大约参照了当时官场规定的拉车的马的数量。笔者以为,八条龙拉车的 规格,应该是至高无上的礼仪了。

如果说,屈原的诗句记录了楚人当初“驭龙”的场面,那么,熊家冢及院墙湾玉佩则是楚人“驭龙”场面的再现。如今,几千年前楚人驭龙的文字 记载,竟然在楚都与楚人驭龙的画面邂逅,实属千古奇观。笔者以为,“与龙共舞”或“与龙升天”应该属于楚国先人的专利,因为,无论是文字记 载或美术记载,其他地方几无超越。

院墙湾“人物驭龙”玉佩的出土,同时也验证了屈原“驭龙升天”的描述是有创作基础的。王逸在屈原《天问》注释中说,屈原流放,见楚先王庙 祠绘有天地山川神灵,瑰玮谲诡,因书其壁。可见,那时从庙堂的绘画,葬礼的玉佩,到常见的龙挂,还有巫风盛行的宗教氛围,无不成为文人墨客创 作崇龙的素材。同时,楚人创作“龙行天下”,也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后,对宇宙科技知识追求的开端。

屈原辞赋除了驭龙升天,还有大量描写与凤鸟、丰隆、羲和、飞廉一起飞天的句子。院墙湾出土的“人物驭龙”佩玉左右两边龙肩上站立的龙雀神鸟,既是凤凰、大鹏,也是飞廉。汉人张衡《东京赋》有“龙雀蟠蜿,天马半汉”句。薛综注:“龙雀,飞廉也。”飞廉即风神。羲和即给太阳驾车的神人。如此看来,院墙湾“人物驭龙”玉佩上的两只鸟应该是飞廉。根据头顶太阳之人所穿右衽簇花长袍的特点,可以说此人应该是当时楚人的权贵者,比如巫人首领,或者是专为太阳驾车的神人羲和。

由此,笔者以为,三星堆“四鸟绕日”里太阳外圈的四只鸟,应该是飞廉,即大鹏。那时的人以为太阳早出晚归是风力驱动的结果。所以他们只好 在太阳四周加上四个风神飞廉,日夜不停地推动太阳运转。四个风神飞行的方向,与太阳运转方向相反。这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懂得反作用力的 原理。由此,笔者基本上可以理解院墙湾“人物驭龙”玉佩上龙雀、神人与两条龙的对应关系:龙雀应该是龙车上的“动力组”,神人是驾车的羲 和,两条龙就是车架。笔者以为,这块玉佩也反映了鸟、人、龙、日的“工作链”与“食物链”。院墙湾的“人物驭龙”玉佩与三星堆的“四鸟 绕日”金环比较,前者是龙、人、鸟、日四位一体,后者只有鸟与太阳为一体。其实,三星堆同时出土的文物也有龙和人。比如大型铜神树上有龙 ,铜神殿顶部屋面下有龙,还有大型铜立人像衣袖上也有龙。不过这些龙与人不在同一器物上罢了。由此,笔者以为,子弹库“人物驭龙”帛画上 的鸟应该是飞廉。画面上那条硕大的“龙辀”,也是靠这位风神去推动的。那么,帛画上的龙、人、鸟的对应关系,就是龙辀、驭龙者与“动力组 ”三位一体。

楚地的“人物驭龙”与蜀地的“四鸟绕日”相距两千多年,为何在崇日崇龙的美术语言与主旨思想上如此相近?笔者以为,这正是华夏文化同根同 源与源远流长的道理。

以龙为车在《离骚》中已经有所描述。实际上龙还有一种释义就是高大的骏马。所以,以龙为车,用马拉车都是可以理解的。另外,龙的种类繁多 。明人杨慎《升庵外集》载,“龙生九子,不成龙,而各有所好。”所以,古代出现很多变形龙。楚国帛画、玉雕中的龙不胜枚举,而且几乎没有两 种龙是完全相同的。楚国的龙虽怪异多态,但它们多以条形为主体。这可能与古人对龙挂即龙卷风的认识有关。因为龙是长的,古人又将其与蟒 蛇联系起来,于是龙的原型就成了蛇、鳄及蜥蜴等。《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说,“深山大泽,实生龙蛇。”杨慎考证,龙生九子,它的第三个儿子 就是蜥蜴。所以,蜥蜴也是龙,一种变形龙。

2006年冬,笔者在纪南城宫殿区一条新挖的沟渠里,发现了一块被推土机碾碎的砖雕“双龙抱日月”图。此图长宽均为4.5厘米,为两只蜥蜴呈“S ”形蜷曲,首尾互错。蜥蜴头变形为三叉,头抱月亮,尾抱太阳,四脚各生两爪,以爪互相勾结。此图中变形双龙与日月为主体图案,日月仿若龙车 的四轮。此图夸张浪漫,神奇诡秘,目前不见于任何史料与出土文物。笔者将此图取名《楚魂》,意思为屈原的灵车。此图集崇龙与崇日月为一体 ,载体材料非砖非石非玉,是一种黄色平面硬陶。这种硬陶单块边长推测约为30厘米,大约是楚国宫殿内墙装饰材料。荆州博物馆著名专家滕壬生 先生观此图后说:“图案出自纪南城古陶纹饰,为典型的楚国绘画风格,构图简洁,线条流畅,寓意深刻,实属罕见。”屈原《九歌·云中君》说:“ 灵连蜷兮既留,烂昭昭兮未央。謇将憺兮寿宫,与日月兮齐光。”诗中“灵连蜷”、“烂昭昭”正是图案上龙与日月蜷作一团,光照天地的样子。 笔者以为,此图应该是楚人驭龙升天的又一种“航天器”。
    [作者简介:张世春,湖北江陵人,研究员,主要从事楚文化研究。来源：《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