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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之殇

1

如同一块沉重的石头，这篇压在我心头30多年的文字，几次提笔，又几次放下。后来，甚至不敢写——带血的文字，一旦澎湃起来，对心脑血管患者的杀伤，无异于乱矢攒心。

同时又考虑到，习惯了光明颂，如何把握另一面的尺度？所以我把发生在我们历史河流中的这些真实故事，换了一个说法，叫着“老板”大规模血洗 “员工”的事件。仅从已经披露的零星材料和学者们公开了的历史片段看，就已经是那样惊心动魄。我接触过几个县里的文史小吏，经年代继，县厩依然重财轻色（红色），皆曰以一管微弱之力，恐怕很难揭其渊薮一角。

但我无论如何应该写了。今年的春节，是两大动物的物语交替，马啸羊吟，不像往年雪虐风饕。嘶鸣已归属于历史，我的表伯唐成三，离开家乡整整八十年后，终于魂迁故土，完成了纠结他一生的心愿——叶落归根。他是我异地采访过的一位鄂西老人，又是一个有着特殊经历，配享着国家不菲俸禄的离休干部。我觉得，不能再让自己的心灵放逐，流失。写这篇文字是一份责任，因为我也毕竟在这片红土地上工作了几十年。我那七十多岁的表姐这回还特意说，你表伯生前就希望为他的历史讨个公正。

表伯要讨“公正”的那截历史，实际上是他早年当逃兵的历史。19岁那年，也就是1933年，他逃离红军队伍，后来还投了国军。所以家乡人不仅认定他是逃兵，还是同共产党打了十几年仗的反动军人；而且打的又是四野，我们的王牌主力。“唐成三那小子！”，在老家谁都可以拿他骂两句。“小子”在这里成了一个隐喻性词语，靠近政治上的死结。“逃兵”往上一点就是“叛徒”；“反动军人”则是不戴帽的“反动派”，比“反动文人”更具有直接的危险性。解放后，唐表伯虽然身居高位，享受副省级医疗待遇，但总感到百身莫赎，无颜见家乡父老。八十年代我到张家界参加一个会议，特意到长沙去拜望过他。这位当年单刀扑敌阵的热血军人，几无言语，但生活有序，除了自顾经佑着他那几盆兰花，就是看书习字，静坐养神，守着退休后一份恒定的清闲。其相貌还很有点巴古遗风，五岳光泽，似有仙灵之气，所以初见有忽逢幽人的感觉。只是在晚饭时，两杯酒鬼酒慢慢烧红他的双颊，烧出他的情感底色，才感受到虎贲之火在他的心底并未完全熄灭，一生来去于国共界河，尚未通衢，不得不悭吝自己存活的语言，难得有几分豪气倒逼今日。

我和老人倒是很谈得拢，两个晚上断断续续聊了很久。他的冰火年月，是一段特殊历史的见证。一个逃兵，竟然与我们家族历史上的特大冤案联系在一起。而今，离他长眠之地不远的烈士陵园，就埋葬着共和国的第一号烈士——实际上是第一冤魂。而唐表伯，就曾经是其麾下的大刀队长。

2

世界上无论任何国家，任何党派，“烈士”二字都是政治含金量最高的一个语言单位，属于国家尊称，也是追祀死者的最高哀荣。什么人是烈士呢？我国1950年颁布的《关于革命烈士的解释》中界定：凡辛亥革命以来，为革命及抗日而阵亡和死难的人员，称为烈士。后来在和平时期，烈士又不断有了新的评定标准，本文不赘。

这里说的革命烈士，是另外一类。他们既非喋血疆场，也非捐躯敌狱，而是自己无限信任，一生依赖的“家庭”制造出来的凄厉鬼魂。在“家长们”的屠刀之下，十多万重如泰山的血肉之躯，八十多年来一直为那一页血淋淋的历史站台。师以上的高级将领，在史册上都是可以称为将军的。这中间的第一号人物，就是唐表伯红军时期不离其左右的“火龙将军”段德昌。

段德昌出生的湖南南县，地处湘鄂两省边陲，是洞庭湖的腹区地带。那一带是很出了些人物的。段德昌就是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除了林彪外，他和曾中生同被誉为黄埔的四期双雄。北伐战争中，段德昌担任国民革命军八军一师政治部秘书长，期间介绍了还是营长的彭德怀入党，成为彭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后来又先后与旷继勋、贺龙、周逸群等创建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1930年7月起先后任红二军团第六军政治委员、第六军军长等职，以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一至第三次“围剿”；并率部参加南征作战，攻克华容、南县、公安等县城，有“常胜将军”之称。然而唐表伯说，在将士中间，大家更喜欢叫他火龙将军。

“掠疾似火，不动如山”。段德昌深得兵法精髓，理论与实践兼长，不胜不打，打則必胜。在水泊洪湖的古赤壁古战场上，利用湖区的天然柴山和芦林，演绎过不少火烧连营的出色战例，真正是叱咤风云。“火龙将军”由此而来。对于段德昌不同凡响的军事天才，就连把他从黄埔开除的蒋介石校长都赞叹不已。我军1955年授衔前，毛泽东在听取彭德怀和总干部部副部长徐立清的汇报，当话题转到段德昌时，激动得两眼泪花，汇报不得不中断，改日进行。1988年10月，中央军委又下文正式确立段德昌为我军建军史上的33位军事家之一。由此可见，他本应是共和国穹顶下一颗闪亮的将帅之星。

但是历史不像未来那样，可以用梦想去设计。在历史事实面前，没有假设和“如果”这样的条件设置。实际情况是，在湘鄂西苏区革命斗争十分严峻的形势下，来了个名叫夏曦的最高领导人。

3

夏曦者，段德昌湖南老乡也，1921年入党的中共早期党员，毛泽东校友，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共五大、六大的中央委员会成员，担任过湖南、浙江、江苏3个省的省委书记。谁能想到，这样的一个职业革命者，又当过自修大学教员，满腹经纶的红军第一笔杆子，会在湘鄂西苏区杀人如麻。据唐表伯回忆，夏曦这人看起来文质彬彬，但是连贺龙都怕他三分。

唐表伯的出逃就同苏区肃反有着直接的关系。现在我们通过陆陆续续公开的党史资料，可以知道的是，土地革命和“二战”时期，在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三大红色根据地，连续开展了清杀改组派、托派、AB团、第三党、取消派的肃反运动，遇难人数达十多万。夏曦被王明派往湘鄂西苏区，接替他们认为“左”得不够的邓中夏任该苏区中央局书记，兼任肃反委员会书记。

其实，像夏曦这样的职业革命者，之所以成为杀人机器，除了与生俱来的“革命”基因，重要的还是一条路线一套理论造就的。早在1921年秋，夏曦参加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受到列宁导师的接见。那时，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的“红色之剑”已经形成了红色恐怖。南昌起义失败后，受党的派遣，夏曦又到国际赤都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他与米夫、王明走到一起，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这些自认为是代表共产国际、最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人，支持以苏联的方式进行中国革命。夏曦们制造的大清洗“杰作”，就是中共的早期祭文。当地老人还记得，湘鄂西苏区的肃反，杀得洪湖水都变了颜色。撤离时已经杀不过来了，夏曦就下令政治保卫局将所囚人员一半枪决，一半装进麻袋栓上石头沉湖。5万多红军，最后只剩下4千人。当时夏曦抓人，自定了各种名目：二人相遇，在茅房里说句话即有“兄弟团”嫌疑；同乡相聚，买些花生来吃即加以“好吃会”之名；女同志的一点偷生之乐拉家常，都被打成了“荷花会”反动组织、、、、、、逻辑思路也简单：如果上级是“改组派”，那下级必然是；军事指挥员是，搭档的政治委员必然是；首长是，警卫员必然是、、、、、、一旦成了“改组派”之后，就要遭受的类似于中世纪的酷刑。老人们说，光逼供的酷刑就达20余种。什么“鸭子凫水”、“背火背篓”等，一听名字就让人不寒而栗。我70年代在鹤峰、巴东等老区采访时，还听说有比这更惨的：夏曦令将被抓的许多“改组派”十人为一串，用铁丝穿透肩胛骨，到各乡游街。他们一边走一边滴着鲜血，个个痛苦不堪，有伤痛过重走不动者，便命就地处死。几十年后，这一带一入夜，月黑风高，林涛呜咽，怎么听怎么像冤魂哀鸣，厉鬼惨叫，就像置身于恐怖谷中，毛骨悚然，从心口直麻到背脊。在王炳南遇难地，怵栗之感尤为强烈。王炳南也是湘鄂边苏区的创始人之一，红九师参谋长，被抓后戴手铐的手都被磨破，腐烂发臭，杀之前已经被打断了双腿，是被架到一颗树下砍死的。死时一直在喊 “我没有罪……”。在鹤峰麻水，公社干部还指我看了那颗树，现在已记不起是板栗还是梨树了，印象中是颗歪脖子。红三军教导一师政委陈协平，则是被折断十指后，用乱石砸死。刑前还说“红3军子弹极缺，那子弹留起打敌人，对我刀砍、火烧都可以！”1979年9月电影《曙光》在鹤峰首映，我写了篇《贺老总回到第二故乡》，发表在当年12期《大众电影》上。文章中也只能笼统写“被左倾路线杀害”，根本不敢描述那血腥的场面。期间我访问过陈协平遗孀徐振英老人，作为“反属”，她本来也难逃厄运。当地党史工作者告诉我，夏曦一个杀人魔王居然也长有一根怜香惜玉的神经。

4

难以思议的是，当年苏区杀人，还有一条不成文的“战后杀”。战争时期，一方面要杀人，一方面又被敌人追杀和围剿。那些被囚禁的指战员，行军时用绳子把手捆起，连成一串牵起走，打起仗来就发枪，让他们冲在第一线戴罪立功。

这些随时都可能处死的指战员，作战特别勇敢。他们宁可战死，获得一份战士的光荣，同时也要洗刷蒙冤的罪名。唐表伯子弹打光了，一把大刀，在敌阵中杀进杀出，尽显杀猪刀客的豪猛。但这些人并没能以功赎“罪”，相反，越勇敢越是“动机不纯”。夏曦认为他们是图表现，是想“更有力地投入反革命活动”。所以一下战场，就又关起来杀掉。

现在的人们真的很难想象，夏曦如此肆虐，难道就没人敢反对么？无论是在苏区采访还是在同唐表伯聊天，我就一直是这么天真的叹息。这想法确实太天真，要知道我们这个家族的纪律从来就是铁的纪律。政治生态如此，在家族内家长独大，包揽决策权，历来如此，并非新常态。独占春风，无异于“极权”的别称，那是反得的么？

但是话又说回来，狗子撵急了也会跳墙，何况是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人。红军队伍高级指挥员里，就还有那么一个敢与夏曦拍桌子的。他就是段德昌。段德昌到湘鄂边后，时值湘鄂西的“肃反”达到了高潮。

段德昌一边率军同敌苦战，一边要力保部队的生存。他曾当面质问夏曦：“你谁都不相信，把党团组织都解散了，连党都不相信了。你把红军搞完了、苏区搞光了，你是革命的功臣，还是革命的罪人？”洪湖根据地丧失后，作为创建人之一，他痛心疾首，多次向夏曦提出如何恢复洪湖苏区的设想和建议，并立下了“给我四十条枪，三年内不恢复洪湖苏区，提头来见”的誓言，但都被拒绝。同时他还向中央写信控告夏曦。就因为这，段德昌被诬为分裂红军的“改组派”而被夏曦诱捕。

段德昌是1933年5月1日中午时分被杀的。行刑时他也是和陈协平一样，要求子弹留起打敌人，用刀执行。于是刀斧手便用一把钝刀将他砍死。杜鹃啼血，昼夜悲鸣，坡上的映山红花叶乱颤。他殉难的地方叫金果坪，属于巴东县，处巴东、建始、鹤峰、五峰四县交汇之地，是湖北省27个老区乡镇之一，现在成了红色旅游景点。将军那一代的血液，依旧还在点亮贫困山区的生活出路。

5

我们回头看看唐表伯的“逃兵” 缘由，对于真实的揭示那段历史不无裨益。

唐表伯说夏曦杀红了眼，他自己的4个警卫员就被他亲手杀掉3个。而且十几岁的娃娃都要被当作“小改组派”处决，谭友林、王尚荣就是侥幸活下来的证人。

谭友林，开国少将，解放后官拜兰州军区政委。当时还是一个小警卫员，因“主人”成了“改组派”，他也被捕，临死之时，贺龙赶到，连忙救起：“他十几岁的娃儿，连父亲都没得的孤儿，是什么改组派！”

同谭友林比较起来，王尚荣的境遇更加玄乎。王尚荣，开国中将。17岁那年，在红三军所在地鹤峰走马坪以“改组派”罪名被抓，关在一间小木屋里严刑拷打，拳头、木棍、皮鞭打得他死去活来。因为实在找不出证据，便把他作了“归队监视”的处理，编入担架队，行军时抬着师政委。由于伤口痛得钻心入骨，一阵眩晕，王尚荣摔倒在地。师政委认为王尚荣是有意报复，甩了他两耳光后，就拔出手枪。王尚荣本能地拼命逃跑，子弹擦身而过。

我等凡夫俗子确实很难理解，像王尚荣这些人，那么小的年纪，革命意志怎么那样坚定。他在外面躲了一夜，第二天又找回了部队，向战友哭诉：“我不怕打不怕杀，就怕离开红军这个家”。师政委余怒未消，仍然要枪毙他。

王尚荣也合当命不该绝，也是恰恰碰到贺龙与关向应来红三军检查工作。问明情况后，贺龙正色道：“十几岁的娃娃也是改组派！”这才救了王尚荣一命。建国后王尚荣长期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后任副总参谋长，是一位正直的革命老将军。

而唐表伯就没王尚荣那样坚定了。他说王尚荣要不是遇到贺龙捡一条命，还不知道有没有骨头在？再说可以不杀王尚荣，但不能不杀我唐成三。我比王尚荣大两岁，危险就多两成，又是段将军倚重的，杀头是早晚的事。于是一个晚上趁着神秘的雨幕掩护，他从后山溜下，就再也没有回来。以后又阴错阳差投了陈明仁部，开始了与共军和日军的作战生涯，49年在长沙起义。这是后话。

在苏区，即使处于随时有被杀的险恶环境，像唐表伯这样的逃兵也是没人同情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吧十年代初，几个幸存的老将军陆续回来尽缅怀之情，看到表伯的亲属时还在说，唐成三就是怕死嘛，你看我们，还不是挺过来了！

死去的是鬼雄，活下来的是英雄。这些未殇将军们，解放后自然是革命功臣，有着无尚的优越感。他们也真不容易，提起脑袋在血河里游走，又在战场上九死一生，百战身还，活着走进了人们共和国，浑身羽毛都闪耀着国家荣誉。但是晚辈在揣度： 5万红军杀得只剩4千，这“挺过来”的机率到底有几，将军？

6

历史的迷雾应该揭去。

是什么原因造成我们这个红色家族上这大血腥的屠杀？唐表伯这样的逃兵尚且要讨个公正说法，何况那些红军烈士、未名将星，难道因为惨死的冤魂真的不会说话？

现有资料证实，这场肃反运动，是从清杀AB团开始的，这与蒋公介石导演的一幕历史大剧不无关系。“AB”是“反布尔什维克”的英文缩写。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帮助国民党在江西建立党组织。因此在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了优势。北伐军占领南昌后，蒋介石为了夺取由共产党人掌握的江西国民党省党部的领导权，1926年底通过中央党部组织部长陈果夫派人秘密组织了AB团，专事反共活动。

其实，这样一个组织，成立后仅三个月，就被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发动的“四.二”大暴动所催垮。AB团的创建人段锡朋在1931年曾说：“AB团在四.二暴动后，一般忠实的同志，纷纷逃避京沪，此时适逢中央开始清党，AB反赤团之目的已达，非但按诸党纪，党内不得再有组织，即环境之变迁，人事之移易，亦万无可以存在之形势 ”。

AB团虽然催垮了，但是他们散布的舆论已经风传开来： “AB团”已经打入共产党和红军内部。前不久读到一本叫《舆论战》的书，书中说地球上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舆论，有了阶级就有了战争。舆论与战争如影随形，紧密结合，使战争变得越发神秘莫测、光怪陆离。不知不觉间，舆论就成了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舆论战开展于武力对抗之前，贯穿于武力对抗之中，继续于武力对抗之后，其激烈的程度不亚于战场上真枪实弹的战斗。共产党本来就十分强调组织的纯洁性，于是必须锄奸。除了肃清“AB团”，还扩大到“改组派”、第三党等。

反观国民党的舆论战，还真不是吃素的。舆论战是他们谍战的一部分。舆论介入的同时，他们还真派了特务打进苏区，打入高级领导人身边。历史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中央局书记夏曦身边就有一个被敌对家族称作最优秀的重量级间谍。

深受夏曦器重，执掌肃反生杀大权的保卫总局局长姜琦（又作江奇），原来真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敌方潜伏者。此人既是夏曦的亲戚，又是夏曦的亲信。肃反中是夏曦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1933年初夏，红三军侦察连在执行任务时捕获了敌人的一个秘探，从他身上搜出了姜琦交给他的机密情报。敌探供认他已好几次与姜琦秘密接头，并获取了红军的大量军事秘密，包括每次杀人的数字。侦察连连夜将敌探与姜琦的亲笔信交夏曦、贺龙、关向应“三堂会审”，证明姜琦确是奸细。当时夏曦十分尴尬，脸上青一阵白一阵，只得命令将姜琦抓获。姜琦自知罪大恶极，必无生还之路，企图乘夜逃走，结果被看押的战士击毙。同样，在鄂豫皖被杀的许继慎事件，也是国民党离间计的一部分。国民党第三战区副总指挥冷欣后来亲口对陈毅吹嘘：“我们略施小计，你们就杀了许继慎。” 

事情虽然远不是这么简单，但苏区“肃反”的由来，又确实始于国民党之谍战。我们看谍战文字，一直只顾给自己喝彩，好像只有我们才配得上铜墙铁壁，也知道我们有“龙潭三杰”，有潘汉年、关露，有韩练成等，殊不知人家不仅毫不逊色，更有卓异之笔。

正是因为姜琦身份的暴露，加上后来中央的批评，夏曦才停止了“肃反”。 这也是未殇的将军们能够“挺”过来的一个重要因素，不然的话，英雄末路，究竟能有几颗头颅幸存！

7

当然，要客观评述那段历史，各有各的账需要厘清。国民党杀害的共产党高级干部，远没有共产党自己杀的多。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八十多年了，我们这个已经执政的家族，为自己沉冤的前辈，似乎还欠了一份责任。比如段德昌，1952年以其英魂在毛泽东那里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号烈士证书。邝继勋、曾中生倒是于1937年2月，由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宣布平反。

殊不知这颁发证书和宣布平反的，也是千古奇冤“富田事件”的责任人！“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苏共亚父这一强势理论武装了太多的无产阶级领袖。尽管我们的毛泽东同志直到晚年都为此事作过多次反省（对于崇尚斗争哲学的他来说，能够检讨自己，恐怕还是仅此一事）。但是后来一直到胡耀邦、陈云、温家宝等几代中央高层介入，199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才有一个新说法：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各个根据地的肃反，都程度不同地犯了扩大化的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危害。

这算是某种程度的平反。但是至今都还没有正式平反文件。就连犯下弥天大罪的夏曦，后来在谈起湘鄂西苏区“肃反”扩大化问题时，也曾痛心地说：“我一想起来就感到内疚，这是我还不了的账啊！”

是的，这账是还不了的。曾任湘鄂西临时省委秘书长的谢觉哉（解放后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写了一首《肃反》诗回忆当年。诗曰：好人不比坏人贤，一指障目不见天。自残千古伤心事，功罪忠冤只自知。姓氏依稀名节在，几人垂泪忆当时？

“几人垂泪忆当时？”这是老一辈革命家的铮铮警示之问。然而我时时在琢磨，这该不是又一部“天问”吧？沉疴宿疾，根深蒂固，左网恢恢，经久轮回。我们这条河流，无论血缘还是血统，都无法改变。只有大地有无限包容性，将军和表伯，同葬在一块土地上，也叫殊途同归吧；而夏曦，也依然享有“革命烈士”和“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殊荣。

（张永柱2015，2，24于湖北外河园书斋）

这是1979年作者采访陈协平夫人的情景